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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纪念】戚其章与甲午战争史研究


2017-05-23 16:34:48      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报道》2017年4月15日第37期     责任编辑:李萍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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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其章研究员的专著《北洋舰队》入选《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一批,这是对戚先生终生学术研究成就的褒奖。戚其章的名字与甲午战争史研究联系在一起,绝非偶然,是他在这个史学领域一生拼搏,不遗余力地辛勤耕耘的结果。俗话说:“盖棺定论”。戚其章先生逝世后,来自国内外的唁电、悼词和纪念文章,或赞誉其为“甲午战争研究第一人”,或称其为“甲午史苑拓荒者”“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军人”。这些赞誉和称谓是有其实质内涵的,戚先生当之无愧。因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戚先生不仅个人在甲午战争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组织研究队伍、组建研究机构方面成绩也是斐然的。戚先生走了,但他树立的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丰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拼搏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永存。

一、筚路蓝缕的拓荒者

戚其章(1925—2012),山东威海人,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对甲午战争史研究成就突出,享誉海内外。值得一提的是,戚先生治史,是自学的。他原本是学理工的。1948年,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解放后投笔从戎,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及总高级步兵学校任教。其间,曾出色完成一个科研项目“弹道初速研究”,受到单位赞许和表扬。不料,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改变了他的命运前途。本来,他得的是结核性腹膜炎,却被误诊为阑尾炎,三次手术,两次转院,造成腹腔严重感染,久治不愈,且日益恶化,一直发展到有生命危险。在有关医院治疗乏术,生命垂危之际,他自己主动出院,回到部队。恼怒的医院竟以开小差之名,将他开除军籍,遣送回乡,监督劳动。精神的创伤,病痛的折磨,生活的拮据,一度使他痛不欲生。但他看到奔腾的大海,想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格言、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和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时,又坚强起来,并坚信,对于疾病,只要找对病根,对症下药,是一定能治好的。于是他针对炎症,土洋结合,内外施治,竟然奇迹般一天天好了起来。于是他精神振奋,立即拿起笔,很快,一本《趣味射击学》即将付梓。但一封调查信使出版计划取消了。这无疑又是当头一棒。但他并未被击倒,他想到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话,于是脑洞顿开:此路不通,另劈蹊径,转入了历史研究一途。

戚其章的改行,既是被逼无奈,但也顺风顺水。因为他自小热爱文史,中小学时期,他便读遍历史演义兼及经史子集。大学时期也在业余时间涉猎历史研究,对史学动态有所了解。在他困惑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文史学界一场场大辩论正好给他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一个施展其才华的舞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红楼梦》问题等,讨论得热火朝天,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戚先生分析各家观点,很快便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他提笔成文,且每投必中,在短短三五年间,便有近10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国内著名报刊上发表,因此在史学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在地方上也渐有了名气。先是街道聘他当民办教师,继而市里请他编写乡土教材和地方史志,后又请他到威海第一中学任代课教师,他慢慢成了市里有名的笔杆子。

由于编写乡土教材和地方史志,不仅要写,还要进行调查,这又为他的发展开拓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由此也使他的研究由古史转入了近代的甲午战争史。

戚先生的家乡威海市是甲午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北洋舰队提督署驻地,也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地,舰队和战争遗址、遗物随处可见,甲午战争的参与者、见证者、知情者还有不少人健在,调查研究大有可为。但是,事件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战争的参与者、见证者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机会稍纵即逝。戚其章抓住这个机会,以抢救的姿态,骑上自行车,背上干粮,风餐露宿,争分夺秒地展开了实地调查。三五年里,他利用假日及业余时间踏遍了威海及周边的山山水水,遍访甲午老人,收集到一大批实物资料、口碑资料和文字资料。一本《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在196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此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被打倒、挨批斗,且连累全家被遣送下乡进行劳改的罪证。七年的挨批斗、被禁锢和劳改的山沟农村生活并没有将他压倒。他坚信严冬总会过去,春天终会到来。逆境反而激发他的斗志,即使在极度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读书、思考和研究。他的《北洋舰队》一书就是在劳改时期酝酿成型的。“文革”结束,他得以平反,并于1979年他55岁时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此,他沐浴着科学的春风,意气风发,宏图大展,一发而不可收拾。为追回前30年蹉跎的岁月,实现用实绩报效祖国的旧梦,他拼了,真可谓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尔”。从1979年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至2012年去世,33年间,他出版专著16部,主编和编辑著作7种30余册,发表论文200余篇,合计1500万言,可谓是著作等身。

戚其章先生的著述,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也属上乘。他于1988年和1995年两次被评选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07年荣获山东省首届社会科学特殊贡献专家称号,其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出版署颁发的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奖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

二、甲午史苑领军人

戚其章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研究的广度深度、著述之丰硕及学术价值之高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甲午战争史研究队伍的组织、发动、引领及学会等学术团体和机构建设上。

回顾甲午战争120多年来的研究情况,前60年间几乎空白。有几个小册子和数篇论文也难有什么影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不过增加了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青年出版社1957年)、戚其章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仍是单枪匹马,难成气候。严格地说,甲午战争研究的大气候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其领军人、组织者和发动者就是戚其章先生。戚其章之所以成为甲午战争研究领军人,是有其内在原因和客观条件的。

1.戚先生的甲午研究,起步早,影响大。在那甲午战争史研究寥若晨星的年代,他的研究成果《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犹如一颗耀眼的小星引人瞩目。

2.戚先生的家乡和长期工作的威海市是北洋水师驻地和甲午战争重要战址,也特别吸引人眼球。因此,许多想了解甲午战争的人和单位,都会想到威海,想到戚其章。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以前,电影《甲午风云》上映之初,田汉等两次赴威海调研,每次都邀戚先生座谈,了解他的看法。“文革”中,197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赴威海社会调查,想尽办法把尚未平反、仍在山沟劳动改造的戚其章请出来,为他们讲解北洋水师和甲午战争。1973年戚先生解除劳教、恢复教职之后,东北某高校师生也曾赴威海造访。1977年11月《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在沈阳市举行,会议特邀在中学代课的戚先生参加并作学术报告,由此可见戚先生当时在甲午战争研究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因此,“文革”结束后,1979年,戚其章很快顺理成章地被调到山东社会科学院。

3.戚先生有优越的客观条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文革”后迎来科学的春天;地利:山东威海这块甲午战地;人和:他早期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人脉基础。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不仅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同时也为其发挥组织才能,通过筹备组织学术会议,把全省、全国乃至海外的有关学者联络组织成一支队伍提供了一个平台。第一次是1984年甲午战争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为组织好这次会议,戚先生进行了两三年周密的策划和准备。如会议规模、经费筹措、人员邀请、论文选取等,都一一精打细算,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他首先以山东史学会为依托,于1983年夏在威海召开了省内的甲午战争学术讨论会,然后以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历史学会为主联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两家杂志社和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于1984年9月在威海市成功举办了“纪念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80多名海内外学者应邀参加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与会学者进一步认识和认同了戚其章的学术领导地位和威海作为甲午战争史研究中心重要的地位,一支以此为基础的甲午战史研究的学术队伍基本形成。在此后的近30年里,戚先生率领这支不断发展壮大的队伍,又成功举办了10多次有关的学术研讨活动,规模超过百人的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就有三次:1994年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甲午战争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虽然主办单位不同,但都是由戚先生主动或被邀精心谋划和有序安排的。就连会议当中,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甚至是与会的右翼学者可能提出的反面谬论,戚先生都事先有所准备地组织人员进行应对,真是滴水不漏,无可挑剔。2012年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之初,筹委会还曾考虑请戚先生参与策划。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筹委会计划与他联系之际,他却突然病逝,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永别了他经营半个多世纪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事业。

三、丰碑屹立精神长存

“丰碑屹立精神长存”可谓是对戚先生一生事业和精神的定评。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这座丰碑上,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科学精神,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将长存于甲午史坛与后辈学者的心中,成为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

1.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戚先生认为,“历史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浮和马虎”,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认为,研究必须做到:

一是全面占有史料。这是研究的基础和基本条件,否则研究就无从谈起。尤其是近现代史,资料浩繁。如甲午战争,资料不仅来自交战双方,而且还有第三方。各方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不全面占有各方资料加以比较,很难得出正确的论断。因此必须力求资料的全面。

二是辨析史料,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辩证分析的功夫。戚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占有史料仅是研究的必要准备,真正的研究是从史料筛选辨析开始的。因为史料来自多方,难免有精有粗,有真有伪。如在揭开甲午海战序幕的丰岛之战中,明明是日本不宣而战,首先发炮的,但日本为推脱挑起战争的责任,却诬说是中国军舰济远舰首先发炮的。又如丰岛海战中的中国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明明是在遭日本三舰攻击的危急时刻曾先挂白旗,继挂日本旗逃跑,而其《航海日志》的记录却谎报军情,除了夸大战绩外,还反说日舰吉野被打得“难以抵御,挂我国龙旗而奔”。再是,因仇恨而借机诬陷的。如定远舰副管带英人泰莱诬陷定远舰管带总兵刘步蟾。许多真实资料都说明刘步蟾是爱国将领,在黄海海战中表现英勇,在提督丁汝昌受伤之后,刘曾代为指挥,且“指挥若定”;最后在威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自杀殉国,实现了他“舰存与存,舰亡与亡”的誓言。但是因他数次抵制了泰莱觊觎权力的图谋,久而积怨成仇,故在战后30年时,泰莱借写回忆之机,对刘步蟾进行恶意诬陷,在其回忆录《中国记事》(中译本名《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把刘步蟾说成是阴险、自私、怕死的胆小鬼。此外还有一些莫明其妙的假史料。如编修张百熙在黄海海战爆发前17天(8月31日)上了一个奏折说,在海战中刘步婵“尤为庸懦无耻,调遣赴援之始,该总兵即战栗无人色,开轮后,即匿伏舱内不出”。岂不荒诞!然而这些假史料,或因是亲历者所谓现场记录与回忆,或因是官员的奏折,都是以所谓第一手资料面貌出现的,故很有欺骗性。如果不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辨析,就很容易上当受骗。甚至是权威史学家都难免被蒙骗。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电影《甲午风云》就是据以上材料,把刘步蟾写成反面人物的。如果经过辨析,这种伪材料是不难被发现的。如张百熙的奏折,上奏时间是8月31日,而黄海海战是9月17日,是张百熙未卜先知,还是张冠李戴,错将丰岛海战误当作黄海海战呢?都不可能。因为刘步蟾未曾参加丰岛海战。

刘步蟾冤案的发生给戚先生以深刻警示,促使他对史料的占有和辨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决心为刘步蟾恢复名誉起,戚先生对甲午战争史料进行了国内国外的广泛搜寻和认真辨析,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10册,写出了大量带考证性的论文和十几部专著。

2.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拼搏精神

戚先生除了科研本职工作外,还有许多社会兼职,包括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近代史料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历史学会理事长,山东甲午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山东地方志学会顾问,山东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山东社会科学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委员,山东师范大学、鲁东大学、聊城大学兼职教授等社会兼职和学术职务。不论是本职还是兼职,戚先生都视为事业的一部分,严肃认真地对待,绝不会有丝毫的敷衍。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刚参加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任教期间,领导交给他一个“弹导初速”研究课题,他认真地全身心投入,日夜拼搏,提前出色完成课题任务的同时,也因拼命工作而累出一场几乎要命且改变命运前途的病来。又如在老家威海一中任代课教师时,他任两个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师,备课、讲课、课外辅导都是一丝不苟。他家在本市,不用住校,但与住校师生一样作息:早上五点半到校,跑操、自习、吃饭、上课,中午也不回家休息,直到晚九点多下自习后才回家。但回家也不能立即休息,因为夜里是他研究写作的宝贵时间(他从不在学校进行研究写作)。其拼搏精神可见一斑。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的30多年里,除了在专业研究方面作出的骄人成绩外,在学会等社会工作方面做出的成绩也是十分出色值得称道的。他兼职多,会议多,很多时间花在了外出开会或办事上。特别是组织学术会议,大型的国际性会议光筹备就得一两年。在通讯尚不发达的上个世纪,联络多靠书信和电话,写信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这方面的工作太多太杂,难以一一记述。这里仅就他在山东省历史学会第六届理事长任内(1995年到2000年)5年所做的工作加以略述:除了每年召开年会进行学术讨论外,还要进行若干次的专业性学术讨论。为了发动组织起全省历史研究队伍,他根据各地市县的特点和有特色的历史事件,5年多组建起11个专业研究会。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做出来的?认真加拼搏。记得他曾组织一次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学术座谈会,为了尽快整理出会议纪要,他彻夜不眠。还有一件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认真劲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社会科学院第一次评中级职称,他是评委之一。经过认真讨论,评出了八位中职人选,当时因故没有公布。过了一段比较长时间要公布时,科研处和评委会负责同志却记不清是哪些人了,因为各人都没有准确记录。最后还是在戚其章密密麻麻的记录本上查到了准确记录。

最后是爱国情怀和自强精神。戚其章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和一个饱受外敌侵略奴役的国防前沿小城威海,从小眼见耳闻的多是内忧外患、国难家仇的人和事。他的少年时期先是英国人的殖民统治,继而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爱国、兴国、报国的情结在被凌辱的心灵中日增月长。初中毕业16岁的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亡国奴似的屈辱和压抑,决然只身出走,到大后方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和真理。高中毕业后,他放弃了最爱的文科,为了救国,他选择了理工科,想走武力救国之路。为此,毕业后,他参加了解放军。

因病蒙冤武力救国之路被截断之后,他没有放弃,而是改为了教育救国之路。他选择这条道路之所以成功,还在于他那自强不息的精神。当时在蒙冤被开除放逐回家管制劳动时期,那种困难和困惑是难以想象的:严重恶化的病痛的折磨,与死神抗争的压力,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一家人生活无着。但他在困难和死神面前没有屈服,没有倒下,最终战而胜之,实现了他教育救国的旧梦。今天,在全国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威海市刘公岛上矗立的甲午战争纪念碑上刻有他写的碑文,在甲午战争博物馆里有戚其章的陈列室。戚先生,九泉之下可以含笑了。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郭墨兰)

 

戚其章简介

戚其章,男,汉族。1925年生,山东威海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先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后改治中国近代史,于甲午战争史致力尤多,并在电影《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2012)中担任历史顾问。曾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会理事、山东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1988年到1995年两次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是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10月7日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62)、《北洋舰队》(1981)、《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书》(1983)、《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1990)、《甲午战争史》(1990)、《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1994)、《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1994)、《晚清海军兴衰史》(1998)、《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2001)等,辑校《李秉衡集》(1993),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12册(1989-1996)、《晚清教案纪事》(1990)、《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1995)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2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