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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治学】路遇:漫谈我的研究工作


2017-06-07 09:06:58      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报道》2017年5月30日第40期     责任编辑:刘珊珊     人气:

去年《现代齐鲁文库-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一批出版了我院获省一等奖的部分著作,其中收入了我的专著《中国人口通史》。《山东社会科学报道》主编黄晋鸿委托蔡瑛同志给了我一个提纲,要我就此写点感想。不巧那时我感冒,引发气管炎、肺部感染,没能写成。今年《文库》第二批出版了我院获省一等奖的其他著作,收入了我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三部专著。目前我的健康状况恢复尚可,现在偿还这笔文债,题目叫做“漫谈我的研究工作”。

在我47岁上,1983年7月1日省委组织部下调令,从昌潍行署(现在的潍坊市)政府机关调我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做人口学研究工作。不久,人口学研究所成立,我做了第一任所长。最早,所里只有我、王秀银、鹿立、刘书鹤四个人,也算是人口所里的四位元老吧。建所后,来人口所做研究工作的青年,尽管来来往往有不少,但是,从建所开始,坚持到退休的也就是我们四个人。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四位对人口所的建设和发展确有元勋大劳。我曾开玩笑地对他们三位说:“我们四个人就像一张桌子的四条腿,始终支撑着人口所的不断发展。”后来,他们还常把这个比喻当笑话提起。可惜,书鹤同志刚退休就走了,我不在家,也没有机会送他一程。他在老年学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曾经建言计划生育“二孩即止”,令人印象深刻。1989年,我被国家计生委聘任为国家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此后,晋升为人口学研究员。1992年,我作为对国家科学技术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颁发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1999年被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连续两次选拔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7年1月,我年满60周岁,从所长职务退下。按省里有关规定,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在管理期间可以不退休,再加上其后1998年4月我被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科评审组成员,就一直延续到2006年底,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这样算下来,我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在职做研究工作整整23年。

有的同志问:“你为什么到中年才转做研究工作?”说句实在话,我是非常羡慕现在的青年朋友们,他们高校毕业,拿到学位,就立即进入自己喜欢的专业研究领域。年纪轻轻,精力旺盛,是很容易做出成绩的,真是人生一件幸事。我也希望年轻朋友们都能够珍惜这个伟大时代给予自己提供的实现人生价值的良好机会。说到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六七十年代又经历了“文革”十年。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文革”期间,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第九,加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煽动,故曰“臭老九”),哪有什么条件搞专业研究工作。有些专业比如社会学、人口学都是禁区,经济学家马寅初因为发表了《新人口论》,受到批判,撤销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被迫不能搞社会学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这个禁区才逐渐被打开。不过,到那时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积累得越来越多了,人口问题的研究才不得不提到国家发展的日程上。我当时是在昌潍行署文委做文字秘书,常跟随领导下乡调研人口问题,起草一些相关文件,也有机会写一些人口方面的调研报告。领导对我写的这些文字很是满意,送到省里反映也不错。不久,领导对我说:“省里调你去做人口学研究工作。”就这样,我搞研究才算是正式上岗。可是,这时我的年龄已经不小了,赶着鸭子上架吧。

要问,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做了哪些工作?2008年我获得了第二次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省评委会在颁奖辞里有两段话。一段是:路遇“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奖22项。在人口史研究上,出版了《中国人口通史》《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三部原创性、开拓性、基础性人口史专著。在人口计划生育理论研究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如《山东兖州市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制研究报告》《中国生育文化发展研究报告》等。在人口志编纂和编纂理论研究上取得两项原创性成果,出版了《山东省人口志》《人口志编纂学》两部书。在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领域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一书,在国内外均具重要影响。”另一段是:路遇“作为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学科带头人,引领我省人口学的研究进入了全国同类学科的先进行列。作为连任四届国家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完成了国家赋予的一系列重大研究任务,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重要文献的制定。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科评审组专家,为国家项目评审、提高科研人员申报课题能力,以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两段话里所说,都是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处拿着我的获奖证书和相关材料原件,经省评委会专门审核作出的结论。这也算是对我科研工作的一个写实吧。

下面着重谈谈我做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

   一、只有厚积才能薄发        

记得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有一个“厚薄”读书方法。他说,读一本很厚的好书,经过反复研读,读到领会了精神实质,就感觉越来越薄。厚,就是厚积,反复读,多积累;薄,就是在厚积基础上的薄发,领会精神,提炼精要。厚积是薄发的前提,薄发是厚积的结果。读书是这样,做研究也莫不如此。我虽然上岗晚,但能较快地进入角色,并取得较好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我之前的较丰厚的知识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体会有三点:

一是理论知识的积累。做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导向,否则,就是盲人骑瞎马,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信仰的理论不是时下流行的这论那论,而是马克思的哲学唯物论。自然科学领域里顶尖科学家有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马克思则是最伟大的,千年第一思想家,谁能与之相匹敌?没有!不信不行,不服不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论,就是彻底的物质一元论。所谓彻底,就是它既贯彻于自然界的发展,又贯彻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它既区别于哲学唯心论,又区别于机械唯物论;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人类实践行动的哲学;它不是僵化、凝固不变的教义,而是通往真理道路上的方向标。正是马克思及其理论,支撑着我走过了这几十年的人生道路。记得“文革”初期的几年里,不少人都上街“闹革命”去了,我却不愿意参与社会上的事,而是躲在家里用心读书。有一天,我带着刚发的工资,到济南市经三路新华书店买了两部书,一部是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另一部是四卷本《列宁选集》,用自行车驮回家。当时工资都挺低,有人看到我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大部头的两套书,还投来不理解的目光,似乎在说,真是个书呆子,神经有点不正常吧。正是由于我从青年时期就注重把精力放在了读马克思的书上,能用比较理性的眼光看待一些社会现象,所以,我不但逃过了反右派斗争运动这一劫,而且在十年“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也正是由于自己有了较好的理论知识的功底,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才显得比较得心应手。直到现在,这两部《选集》还伴在我身边。而且,我还特别从其中摘录出三篇精读的短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谈辩证法问题》,都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创立和发展的。为了阅读的方便,我把每篇浓缩为一千多字,这也算是我的“老三篇”吧。这三篇文章我天天浏览思考一遍,以求内化于心。这个习惯现在我还坚持着。不过,我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老三篇”只是供我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之余挤点时间强化经典思维用的,而绝非是替代我读马克思等的其他经典原著用的。另外,还有两部令我百读不厌、帮助我提高理论水平的哲学经典,就是我国古代的《易经》和老子的《道德经》。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自言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自然有其哲理。《道德经》风行世界,翻译发行量在全世界图书排行榜中名列第二,仅次于西方的《圣经》。翻阅《道德经》,字字珠玑,俯拾皆是。这两部书里的“阴阳八卦”“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区别只是时代和表述形式的不同,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认为,对我们老祖宗的理论贡献,不宜妄自菲薄,应当继承光大。这里我想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不论读马克思还是读老子,都必须下苦功夫研读经典作家的经典原著。因为,只有深入到经典著作的里层,身临其时代语言环境,才能真正领会经典作家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教科书的条条或二手文章,能助人入门,但是,有时会变味,甚至会把人们引导到邪路上去,当然,更谈不上品享经典语境里经典作家思想的醇香了。

二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在我的研究领域,中国历史人口学占有相当的分量。要想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就必须熟悉大量的与人口相关的我国古代历史文献。读古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古文字难懂这道关。正好,我在山东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特别是古代汉语这门课,是著名的古汉语专家殷孟伦老师讲授,对“之乎者也矣焉哉”感觉学得还不错。这就扫除了我阅读古代文献的文字障碍。对历代文献,正史、野史我都读。我特别注重读《二十四史》《清史稿》这两套书。《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它上起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它是一部规模宏大、卷帙浩繁的史学丛书,是世界图书史上叹为观止的巨著,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它内容博大精深,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法律、典章、人口、风俗等诸方面的社会存在及其沿革,是中华精神文明的主要传承者。《清史稿》是近人赵尔巽把二十四史没有包括的清代历史整理编纂而成。《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记录了我国大约五千年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一个前后衔接、连续不断的整体。这两套书,我经常翻阅,特别是书中的地理志、食货志等与人口发展相关的内容更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这些历史知识的积累,对于我的中国人口通史的研究、分省区历史人口考的研究、生育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山东人闯关东的研究,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华书局推出简体、横排、点校本《二十四史》之前,我就购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繁体百衲本《二十四史》,全套十二大册。在我退休封笔之后,将这套宝贵的历史文献连同我珍藏的其它上百种图书文献,一并无偿捐赠给了山东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珍藏。

三是实践知识的积累。搞社会科学,社会就是实验室。如果没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知识,不作深入的社会调查,只是凭借书本知识,从概念到概念,不论你再怎么冥思苦想,也难以有所创见。其实,我到山东社会科学院专门做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七年的农村人口调研实践。从1976年到1983年之间,我在昌潍行署做公务员,参与计划生育、农村人口等调研。这期间我曾经多次深入到五莲县等贫困山区调研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由于我是以上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下去的,所以当地政府非常配合,给我的调研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走访了许许多多山区贫困家庭,面对面,口问笔记,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鲜活的原始资料。这些山区贫困人口大体上有三个特点:一是经济生活困难,住着茅草破屋,屋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有的全年吃粮都有问题,有些家庭的孩子衣不蔽体,艰难度日。二是生育孩子多,一家三四个、四五个孩子的不稀罕。夏天去,常会看到一家有好几个光屁股的小朋友好奇地跟着看。三是教育水平低,成人文盲多不必说,就是小孩子,由于山区小学条件比较差,不少是失学儿童。这一个个揪心的贫困家庭,使我终生难忘。还有一个插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我们去山东曹县考察计划生育情况。带队的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从农村走出来的没读过多少书的领导。我们每到一个村,都有一大群光着屁股的小朋友跟着围观。因为这地方相对后进,过去没有什么外人来,我们算是外边人,所以这些小朋友感到很稀奇,都跟着看稀罕。而我们的这位带队领导,却笑嘻嘻地指着这一群群的孩子说:“你看,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啊!”我们不由得笑了出来,心想,来检查计划生育,却赞扬孩子多。而这位领导却说:“笑什么,计划生育是指今后生孩子要按计划少生,现在已经生出的这些孩子,都是革命接班人啊,要好好爱护和培养!”其实,这话说得也很在理。正是这七年的社会实践,才使我真正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这无疑也是后来推动我做人口学研究的一个动力。在我专事做研究工作后,仍然重视实践知识,经常实地做调查研究工作。我写的第一部书,同时也是我获得省社科一等奖的第一部书《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不仅仅是靠查阅《清史稿》等历史文献,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山东人闯关东,是举世皆知的史实,自清代至民国三百余年,山东省闯关东者近三千万人,这在世界移民史上亦属罕见。但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更没有人做过实地调查。为了做好这项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约克大学协约,中加两国学者共同研究山东省向东北三省移民的历史。趁此机会,我同加拿大历史学者迪安娜·拉瑞教授一起,先后考察访问了济南、德州、惠民、潍坊、烟台等五个地(市)的九个县(市)、二十个乡(镇)、三十三个村(队)的一百三十四名干部和去东北返回的移民或其家属,对解放前山东省农民迁移东北的数量、路线、原因、分布、影响以及回返情况,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由于语言的原因,拉瑞教授访问手记的资料残缺不全,而我却准确翔实地记录了两大本。正是利用这些鲜活的访问手记,结合丰富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才完成了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先于迪安娜·拉瑞此项研究成果在美国问世两年。

回顾这些经历,我觉得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积累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为你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是你在研究工作中提炼思想、提炼理论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好的科研成果,往往是知识丰厚积累之后的自然流露。只有厚积,才能薄发,积累越深厚,就越能薄发,这是真理!这里也有必要指出一点,知识的积累,不是让你把脑袋装满,而是让思维飞跃。对知识的积累,要做知识的化验员,而不做知识的保管员。由厚积到薄发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厚积的知识必须得到充分消化吸收,变为自己的营养素,思维才能产生飞跃。这就需要耐心和慢功、坚守和沉淀。否则,急功近利,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食而不化,即使积累的东西再多,那也只能变成资料库、书呆子。

二、专注,专注,还是专注        

在这个小题目中我连用三个“专注”,意在强调做学问一定要下一番心不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专注,就是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专心致志。青少年时代,我非常喜欢看一些各个领域里成功人士的传记。我发现这些人,之所以成功,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全神贯注、执著追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先生五十余年专注治史、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就特别感人。他的老友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教授曾对范老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一幅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范老把这幅对联悬挂在他的书斋里,以此自律和教人。先辈们的这种“专注”精神,对我后来的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我也有三点感受:

一是在困难面前,集中专注,苦战过关。拿我研究中国古代人口史来讲,研究的是自远古迄于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全过程,难度极大。这是因为,各朝各代遗留下来的人口统计数字,多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人口的真实情况,有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历史上的人口统计制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制度,它要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诸如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经济发展、战争、灾荒、疾病等各种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致使历史人口统计都有不同程度的漏籍,有些朝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含义亦需考证等等。因此,要弄清各朝代的真实人口情况,就必须广泛搜集各朝代相关的人口资料,对影响人口统计的各种复杂因素做出分析,鉴别史籍保留下来的原始数据的真伪,考察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诸种联系,对比各种相关数据,研究历史上缺代人口情况,以及诸种因素对人口发展影响强弱程度等等。其难度之大,可见一斑。这些困难像一道道险关,挡在我们研究的道路上,这对我们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怎么办?叶帅在写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首《攻关》诗里讲:“攻城不怕坚,攻书莫怕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是的,不畏险阻,苦战能过关!我和我的合作者,在科学险阻面前,没有却步,没有动摇,更没有退缩,知难而进,精力专注,日夜苦战,历经几年,攻破难关,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人口通史的研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合作者滕泽之在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领导向中共中央常委会汇报工作时汇报了我们的研究情况,受到中央的肯定。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当即指示:“《中国人口通史》要抓紧出版,送政治局常委人手一册。”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此项成果作为国家人口计划生育立法的背景材料。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云山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三次表扬此项成果,称其“对中国历代人口发展状况及其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研究,是作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进一步推动了人口学学科的发展”。我还主持了一项国家重大项目研究,即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中国人口五十年”。当时国家社科基金还没有设立重大项目,这个特别委托项目算是社科基金最重大的项目了,由国家计生委申报,刘云山部长亲自审批,规模恢弘。国家部委、全国重点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3位一流学者参与,我院王秀银、鹿立两位学者也在其列。这些学者使我最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们不畏艰难、呕心沥血做学问的“专注”精神。这其中就有杨魁孚、李宏规、孙兢新三位国家副部长,他们撰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他们自己勤奋研究的结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当官的写东西要由别人“代笔”之说。正是参与者的这种专注敬业精神,才使这个项目的研究大获成功。这部书由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亲自题写书名。出版后,中国人民大学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在《人口研究》杂志上发表书评,指出:“这是一部与时俱进、科学创新、体系创新的人口专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新中国人口五十年,是一部史论结合、秉笔直书的人口信史,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传统的人口史。”这部书已成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各级干部放置案头,做为人口决策的重要依据、业务建设的基本教材。全国多所高校将此书作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后来,国庆六十周年的时候,在这部书的基础上,我们又克服了重重困难,搜集了全国2000年至2009年整整十年的人口资料,刻苦攻关,圆满完成了《新中国人口六十年》这部鸿篇巨制的写作。值得一提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欣然为本书撰写序言。序言中有段话,记在这里:“《新中国人口六十年》是一部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人口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该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有史有论、以史为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选题跨学科、跨专业,领域广泛,梳理了我国人口发展历史的脉络。数据资料详尽,动态地反映了我国人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人口科学体系。并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结合,注重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问题,体现了学术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可为政府部门进行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出版后,李斌主任还专门亲笔给我来信,表示赞扬和感谢。还有一部书,即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获得省重大成果奖的《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得到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老大姐的厚爱,她亲自题写书名并题词:“祝贺《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出版——努力探索人口发展规律,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回顾在科研攻关过程中,这些不畏险阻、励精图治的桩桩件件,以及取得丰硕成果带来的喜悦,令我激动不已!

二是在诱惑、干扰面前,不动心,敢于说“不”!在当今这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往往有各种诱惑、干扰迎面扑来。而拒绝诱惑,排除干扰,沉下心来做研究,守住这块学术阵地,还真是不容易。记得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下海经商成风。我当时仔细审视了这股风,坚定地认为,既然自己选择了学术研究这个行当,即使十二级台风来了,也不能把我刮走,坚持专业,潜心做研究。我非常欣赏清代郑板桥的一首题画《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搞研究的就是要有这份执著和定力!当然,我并不是一概反对下海经商,多出几个马云岂不是国家之幸!然而,重要的是看一个人有没有下海经商的主客观条件。我不赞成的是丢掉自己的专业,盲目行事。一个人既然选择了科学研究事业,那就要有纵有疾风起、永远不言弃的强大心境,立下心志,下定决心,一心一意搞研究,拿出成绩来报效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才是正确的选择。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社会上也发生了一些闹心的事情。当时我思想上很明确,排除干扰,你闹我不闹,也绝不让我们所里的研究人员跟着去闹。当然,我也并不是一概反对参与社会活动,然而,重要的是要鉴别这些活动对社会发展有益还是有害。即使有益,我也不主张分散时间和精力,参与那些与自己的专业研究无关的活动。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理应自觉设卡把关,严防时间分流、精力分流,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用在自己事业的刀刃上,把自己研究领域的事情做好做精,才算是真正对社会对国家尽到了责任。拒绝诱惑,排除干扰,力戒心浮气躁,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行动信条。很庆幸,我们人口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为世事所干扰,一心尽在做学问,没有一位管闲事、惹是非的。

三是在家庭生活与研究工作矛盾面前,要妥善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一般不到办公室坐班,在时间支配上有较大的自由度。这同时也就给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生活与研究工作矛盾的问题留下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当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在时间的安排上尽量向研究工作倾斜,对家庭生活所占时间一定要有所约束,平衡好科研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系。记得那是1984年的秋天,我正要和课题组的成员准备到牟平县(今烟台牟平区)做小城镇建设的调研。突然,我的孩子发高烧。怎么办?当时,我家属还没有从潍坊调到济南来,照料孩子的责任全落在我身上。孩子在省实验中学读高中,正在准备参加全国华罗庚数学竞赛和全国高中物理学竞赛,精神紧张压力大,而我科研工作又繁忙,难以照料好他的生活。孩子常常是早上骑着自行车,到经十路路边店喝碗豆浆、吃两根油条,就匆匆忙忙上学去了。长时间营养不良,孩子的头发都有些发黄了,也影响了他的生长发育。眼下看着孩子生病,而自己又要急着出差,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古人云,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回我的眼泪还真的差点弹了出来。课题组的同志们劝我先不去调研,改日再去。我想,调查的具体日程都安排好了,因自己家庭的事而改变计划不太合适。孩子躺在床上也说:“爸爸,你去调研吧,我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请医生给孩子看了一下,确诊是感冒,说过几天会好的。我这才放下心,买了点感冒药,拜托邻居费心代为照管一下孩子,就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启程了。

经过几十年的历练,使我对专注精神的认知有了升华。我深深体会到,世上凡要成功做好一件事,千条万条,心不旁骛、精力专注是第一条;同样,在科学研究上,要想有所突破、有所发现,千条万条,力戒浮躁、精力专注更是第一条。成功者的要诀,就是抓住目标不放,专心致志地探索,在汗水中品尝胜利之果。专注,源于对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专注,需要修炼,需要磨砺。专注是成功者的秘密武器,更是一种梦幻高洁的境界。

  三、向马克思学习思维方法        

在不同的工作、研究领域,都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方法,从政要有政治思维,经商要有商业思维,搞学术的就要有学术思维,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搞社会科学的,必须严格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力求熟练掌握适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套思维方式方法。我们的体会有两点,都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

一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抽象性思维。所谓抽象性思维,就是穿透具体的偶然的繁杂的零散的事物表象,在眼睛所看不到的地方,抽取事物的本质和共性,形成概念。它深刻地反映着客观世界,使人能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预见事物和现象的发展趋势。这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发现和创造的一种重要思维形式。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说:“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告诫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就是指的抽象力。这就是说,你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就必须跟着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走,进行抽象思维,才能从事物和现象上升到科学理论。为了深刻理解马克思的这种抽象思维方式,我曾专门从方法论的角度,研读过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学习他是如何进行抽象思维的。我跟着马克思的思路走进了《资本论》这座博大精深的思想宫殿。啊,琳琅满目皆是宝,我深为马克思卓尔不凡的分析能力和抽象能力所折服。马克思首先是从商品交换这个最基本、最常见的个别开始,一步一步地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通过理论抽象,进而上升到一般,揭示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毋庸置疑,这本书确实具有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运行规律进行科学抽象的巨大价值。通过这一学习,使我对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抽象性思维方法的认知和把握,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基于这种认识,我做研究工作,总是把马克思的一段经典语言铭记在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我在研究中国人口发展史的时候,就是以这段话为指导思想,力求运用马克思的抽象思维方法,来抽象概括中国人口几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人口通史》最后一部分是“历史的启示”,九条三万字,就是我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从全书丰富的内容中抽象出来的。这九条,可以说都是符合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新鲜思想、新鲜观点。因此,这部书一经出版,即为中央所重视。我的原创性著作《人口志编纂学》一书的基本观点,也是在我多年编纂山东省人口志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还有一项研究,就是山东兖州市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制的研究。1996年春,在济宁市计生委主任许谦迎力邀下,我到兖州市的兴隆庄镇等八个乡镇进行调查研究,对计划生育干部、育龄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搜集到了这八个乡镇近五年的所有计划生育资料。我发现这个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得确实不错,真正实现了无计划外生育、无早生早育、无瞒报漏报错报的“三无”要求,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错。面对这些丰富的资料,如何抽象提炼出兖州市的计划生育工作经验?我首先对此进行了归类研究,从哲学的三维角度抽象出三个特点:一是宣传教育好,二是综合服务好,三是科学管理好。但是,这三者,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如何把它们之间的奥妙揭示出来?这同样需要抽象力。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不久,我就出国探亲去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令我放心不下,八个乡镇的计划生育材料一桩桩一件件,老在我脑子里过电影。一天夜里,突然,脑子里迸出三个字:“三统一”。好极了!这就是我所要总结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制经验,即“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三统一工作机制”。这个工作机制是以人的思想观念转变规律和合力机制为其基本机理,三个方面(即三个维度)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融合一体,从而产生化学效应,合力大于分力之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机制。我连夜从兖州打电话回来,说就按“三统一”这个概念总结。这个经验传到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手里,她非常高兴,随即作了重要批示:“兖州经验有新内容,水平也比较高,他们把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两个转变的要求付诸实践,创造了新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首先在条件较好的地方推广。”时任国家计生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张维庆亲笔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应当说兖州的经验是很可贵的,在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的转变中,把宣传教育、科学管理和综合服务统一起来,建立了较为正常的运行机制,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成效。这一经验应当总结和推广。十分感谢路遇同志在计划生育的研究领域勤奋耕耘,不断探索,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山东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专门发了鲁计育办字(1997)9号文《关于认真学习兖州市宣传管理服务三统一工作经验,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向全省推广了这个经验。我想,如果没有科学的抽象力,兖州市这个经验是总结不出来的。抽象是一种悟性,更是在厚积基础上反复思索而闪现的一种灵感。

二是学术批判性思维。谈到“批判”二字,上了年岁的人,似乎心有余悸,马上会想到“文革”时期打倒一切的“革命大批判”,对所谓“革命对象”批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景象。这是“文革”时期的一种特殊产物,泯灭人性,释放兽性,崇向暴力,制造仇恨。它是一种毁灭性思维,毁灭中华文明,毁灭人的生命。我们务必时刻警惕这种“文革”遗风的死灰复燃。然而,学术批判性思维却与此绝然相反,它是一种创新性思维,创立新理论,创造新的精神文明。具体说,学术批判性思维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对已有的思想观点,进行严格的审查、推理和质疑,清除、剥离、洗涤一些不合理的或过了时的东西,发现新东西,创造新理论。马克思的学术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学术批判性思维的光辉典范。最为人们称道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马克思说: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但是,马克思又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我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内核”,“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通过批判继承,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建立在了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创立了伟大的哲学唯物论。而我们这一代人,过去受的多是传统教育,形成的思维多是传统的定势思维或者说惯性思维,而缺失的是革命的批判性思维。我感到自己也深受其害,致使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因循性思维较多,批判性思维能力薄弱,创造性思维能力不足。为弥补这个缺陷,我在研究实践中,时时记着马克思的这些话,时时力求运用马克思的这些话,久而久之,也就逐渐养成了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其实,一个人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应当从学校受教育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就非常重视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目前,美国超过千所高校开设批判性思维课,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多达数百种。美国还成立了批判性思维研究学会,并且每年定期举行一次国际批判性思维学术讨论会。美国对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然而,我们与此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于环境和语境的限制,往往不同观点的批判性思维很难立足,而诠释性思维、技术型思维却占据上风,以致于窒息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中国科学院有一个调查显示,自1978年至2011年6月恢复高考后的33年中,共计有1000余名高考状元,在各个领域竟然没有出现一位大师级领袖人物和一流科学家。何故?原因固然不止一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学校教育所接受的思维训练,注重的是培养技术型的将记忆知识再现的能力,以便在应试中拿到高分;缺失的是学术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2010年在我国南京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多位大学校长称,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中国学生最缺乏的。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著名钱学森之问,其实也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在多年向马克思学习思维方法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有掌握了马克思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彻底地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探索客观世界。思维方法正确,可以助你有所发现,思维方法不正确,就很难搞出什么名堂。马克思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的延伸,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最好工具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科学家打开真理智慧之门、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一把金钥匙!

以上写了一些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的心路历程,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7年3月初稿,5月修订。)

路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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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汶上人,1937年1月13日出生。1962年7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员,人口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一、学术职务:1.1998年4月20日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请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科评审组成员;2.1990年8月至2002年11月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连续四届聘请为国家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3.山东省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4、山东省老年学学会副会长。

二、学术荣誉:1.国务院决定从1992年10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2.1993年11月和1999年9月被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连续两次选拔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3.2008年9月获第二次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4.2002年1月15日《光明日报——著名学者治学录》专栏,专文介绍其学术贡献。

三、研究项目:主持国家级、联合国、省部级项目1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即后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3项。

四、成果采用:1.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省部级单位批示、调阅、表扬科研成果18项次;2.国家部委级单位以文本形式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科研成果7项。

五、成果奖项:获省部级及以上奖22项。其中,获重大成果奖、一等奖6项:《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上下,第一作者)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重大成果奖暨华东地区第21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中国人口通史》(上下,第一作者)《中国生育文化发展研究报告》《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上下,主编)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新中国人口六十年》(主编)获国家人口计生委与中国人口学会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部委级奖)。另外,《论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获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奖;《山东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山东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劳动力转移》《论中国城市化战略与经济发展》《山东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论先进生育文化》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人口志编纂学》《山东兖州市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制研究报告》《生育文化概念研究》均获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