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学人 > 正文

【朝花夕拾】邵景均:一切为了社会进步


2017-12-26 14:37:50      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报道》2017年10月30日 第50、51期     责任编辑:李萍     人气:

一切为了社会进步

——我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上)

邵景均1.jpg

在我迄今70岁的生命历程中,有22年的美好时光是在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工作岗位上度过的。1979年10月,我从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部转业到了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更名为山东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成为一名专职研究人员。2001年3月,我被调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在山东社科院这22年,是我人生思想成熟时期,也是努力为祖国社会科学事业作贡献时期。这22年,我进行科研工作的唯一宗旨是“一切为了社会进步”。围绕这一宗旨,主要进行了领导、改革、发展三个领域的研究。在科研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方法和体会。

一、正确领导是社会进步的巨大牵引。深入研究领导科学,有利于不断改善和加强对社会进步的领导

我作为一个“无专业背景”的转业军人,进入社科院后,面对广阔无际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该选择什么作为自己的长期研究方向呢?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了“领导与社会”。从读过的书、经历的事,我深感社会进步是一切人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前提和必然要求;而社会进步与否的关键是社会领导。为中国古代文明增光添彩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是在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美国走上民主政治道路,是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之所以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关键是有以毛泽东等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历史上出现的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衰微破败景象,无不是由领导者的错误与无能造成的。我的结论是,研究社会科学,就要研究社会进步;研究社会进步,必须研究改善领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把“领导”确定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

在“领导”的研究方法上,我不赞成“就领导讲领导”,而是主张把领导问题的研究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把研究领导与研究社会紧密结合起来。表面看,这样研究的面太宽,问题杂,难度大,但实际上可以做到“形散而神不散”,能够加深对领导的科学认识。博大才能精深,我相信这个逻辑。

在山东社会科学院期间,我关于“领导”研究形成的主要思想和观点是:

1.“官”与“民”的分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人类之初,出于生存的需要而群居。人民集体劳动,共同消费,共同防御自然灾害、猛兽以及外部落人群的袭击。为了在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中能够有效地达到大家较为一致的愿望,取得大家预想的效果,于是自然而然地需要有人出来指挥和协调。这样,自然地产生了最初的领导者,即后来所说的“官”。“官”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组织化的开端,是社会劳动分工的第一次重大飞跃,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巨大进步。传统的社会发展史在论述人类最初的社会分工时,都坚持“二次分工论”——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这两次大分工出现了三类社会行业和劳动职业,即农业和农人,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畜牧业和牧人。我认为这种“二次分工论”不足以正确说明人类文明最初的进化历史,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三次分工论”——在这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前,还有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官与民的分工。这是真正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官与民的分工不仅在时间上是最早的社会分工,而且对这以后的分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只有官与民的分工完成了,才能在官的指挥与协调之下,一些人去从事畜牧业,一些人去从事农业,一些人去从事手工业,大家分工明确,互相配合,保持合理的生产生活秩序。所以,没有这个“第一次”,就没有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

2.领导者是创造特殊价值的劳动者

长期以来,受前苏联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生产劳动观点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把从事第三产业的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认为它不创造价值,也不计算产值,仅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处理。其中,对承担社会管理和领导职能的“官”,连“社会劳动”都不承认,常常用“工人、农民养活干部”的观点教育干部。这对于培养干部的公仆意识或许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对的,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人类社会之初,为什么要在“一律平等”的人群中非得推选出一个人或一些人当“官”?根本原因是人类集体劳动、创造更多集体劳动价值的需要。正是由于有“官”的组织、管理与协调,集体劳动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更大的价值。虽然具体劳动价值不是直接出自“官”之手,但它是由官和被管理者共同创造的,理应有“官”的一份。“官”付出的是他的学识和才智,主要是脑力劳动。事实上,“官”的管理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有形的、可以计算出来的价值上,还有大量的、无形的、难以计算的社会价值。比如,正是因为有了“官”的正确管理,人们学会了某些知识和某项技能,开创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官”的正确决策,部落的人及时加强自卫,避免了被外部落的武力伤害;正是因为有了“官”的正确协调,化解了部落内一些人因婚姻或分配方面引发的纷争,使大家重归于好,等等。想一想吧,这中间哪一个事情的价值不大?

当然,“官”的劳动价值并不总是“正价值”。在漫长的历史上,许多时候社会发生的那些人为的灾难,大都是“官”造成的,直接来于“官”的腐败、无能和胡作非为。这时“官”的劳动价值总体上是“负价值”。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官”的管理价值,因为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倒退、人民的安乐与忧患、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国家的统一与分裂。

3.牢固地树立社会主义领导价值观

领导价值观,就是对什么是领导活动中最重要、最贵重、最值得追求的基本观点和评价标准,对领导活动具有导向作用。价值观是以世界观为基础的。如果把人生观看作是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大小的一种根本看法,那么人生观也是一种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的多元化决定了人们有多方面的、甚至是相反的价值取向。由于“领导”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因而不同领导价值观的对立显得更加突出,矛盾也更加尖锐。

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它的领导价值观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领导价值观。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又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公民应当树立的价值观念。集体主义的领导价值观,始终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领导活动的首位。它在领导决策、用人、指挥、协调以及各项领导工作中,总是把怎样做更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不把个人或小集团的得失参与其间。

社会主义领导价值的基本形态,主要表现在:顺应历史前进方向,推动社会更快、更好、更健康地向前发展,而不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拉社会倒退;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而不是起阻碍作用;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团结,而不是相反;合理地、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而不使其发生混乱;以自身的模范作用带动社会文明,而不是滋生和助长不正之风。上述领导价值,一方面要求领导方向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要求领导工作的高效率。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才是体现社会主义领导本质的领导价值所在。

4.领导的概念、要素与体系

研究问题不能从概念出发,但是,如果不把基本概念搞明白,研究工作就可能误入歧途。领导科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领导现象的产生及其历史变化中,我认为,所谓领导,抛开它“领导者”的含义,主要是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一定的人或人的集体(统称“领导者”),通过一定的方式,率领并引导另外一些人或人的集体(统称“被领导者”)朝共同趋向的目标前进过程所表现的一种关系。它可以被理解为领导行为、领导过程、领导状态、领导活动等,但从根本上说,应称为领导关系,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显然,领导的这一概念既区别于统治,也不等同于管理。

从历史和现实的领导现象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多么复杂、特殊或者多么平常的领导现象,都可以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加以概括──“谁在什么环境里用什么方法领导谁干什么”。这句话表现了领导的自然形态,一切社会、一切阶级的领导规律都是通过这一形态表现出来的。把这句话分解开来,实际上是讲了领导的五个基本要素:领导主体(谁)、领导环境(在什么环境里)、领导方法(用什么方法)、领导客体(领导谁)、领导目的(干什么)。任何领导现象都必然具备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其中,领导主体、领导客体以及他们赖以存在的领导环境,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是整个领导机器中的“硬件”,领导方法、领导目的是其“软件”。有的人在讲领导要素的时候往往“忽略”领导方法和领导目的。其实,没有领导方法、领导目的的“领导”是不存在的。没有领导“软件”,领导“硬件”就是毫无关联的人和物,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也表现不出领导的社会价值。

5.领导的本质和基本规律

本质,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讲领导科学,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的本质。一切领导现象,都是领导本质的外在表现。一切领导职能、领导目标、领导范畴等,都是领导本质的体现和展开。领导本质理论是领导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列宁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的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他还把“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列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依此可见:

一般领导的初级本质——以统率和带动为显著标志的互助合作关系。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说明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受生产关系所决定,领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在阶级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合作,因此在敌对阶级之间没有互助合作的关系,也不存在领导关系。但是在同一阶级或阶级联盟内部,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虽然已经没有原始社会那种平等关系,但是由于在社会生产资料面前处于大致相同的地位,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对付敌对阶级的需要,所以大体上还能保持互助合作的关系,领导关系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家平等地共同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共同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以实现共同的根本利益。受这种生产关系决定,领导关系在本质上必然是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

社会主义领导的二级本质——以服务和创新为显著标志的共同进步关系。领导的二级本质是对初级本质认识的深化,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领导关系是以共产主义为大目标的共同进步的新型领导关系;是以领导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维系和巩固的;受社会主义领导的历史进步性所决定,领导在本质上是不断创新的。

基于对领导本质的认识,我在《党建研究》1999年第11期上发表《牢牢把握党的执政本质》一文,提出党执政的初级本质是,实现本阶级的专政,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二级本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不断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

本质和规律是同等程度的范畴,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我在1985年第3期《领导科学》杂志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领导的基本规律》。文中在国内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领导基本规律的命题,并加以表述:“在最能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人领导下,用高度民主和现代科学的方法,不断促进全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大效益。”

6.领导人才发展规律

讲领导,首先必须明确“谁”在领导,是相应的领导人才,还是非领导人才,抑或是庸才、奴才、蠢才?这就必须重视发现、培育和使用领导人才,确保领导人才健康发展。所谓领导人才,是指具备较系统领导知识,能够在一定领导岗位上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该项领导作出较大贡献的人。领导人才发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已经在一定领导岗位工作的领导人才,如何进一步优化领导素质,增加领导才干,以获得更大领导效能;另一是指发现并培养后备干部的领导才能,并适时地把他们提拔到相应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充分发挥作用。领导人才的发展,是由三方面的原因决定的:第一,从领导人才自身来看,任何人的领导才干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并提高的。领导人才具有层次性、能级性,只有发展,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才干,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也为到上一级领导岗位工作创造条件。第二,从领导工作的客观要求看,社会在不断发展,领导工作的要求也在相应地提高。这就要求领导者不能停留在已有的领导水平和能力上,必须要有相应的提高。第三,从人的生理发展规律来看,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导人才,总有一天要老、要死。如果不能有计划地培养后备领导人才,并适时地把他们提拔到相应的领导岗位,那么占据领导岗位的就可能是非领导人才,这必将给领导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领导人才发展必须按照规律办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领导人才发展的实践,应该看到,领导人才的发展规律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有许多条。它们互相影响,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规律体系,主导、影响和制约着领导人才的发展。这一规律体系,可以分为个体发展规律和总体发展规律两大类。在领导人才个体发展规律方面,知识的学习,文化的熏陶,实践的锻炼,自律的能力,环境的影响,机遇的把握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根据领导用人、育人,以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更应该重视和遵循领导人才总体发展规律。这类规律主要有以下八条:个体成才阶段律;社会发展需求律;政治环境决定律;体制机构制约律;人才选任机遇律;能级相称平衡律;优胜劣汰竞争律;群体互补共进律。

7.高度重视被领导者,做“好的被领导者”

说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忽略乃至抹杀被领导者。事实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被领导者就无所谓“领导”。被领导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1)领导者是从被领导者中产生的;被领导者在领导者身上打着自己的痕迹,对领导者有“事先选择”和“事后选择”的权利。(2)被领导者为领导者决策提供素材;领导决策由被领导者实现。(3)当社会发生“领导危机”的时候,往往是被领导者以社会主人的身份挺身而出,拨正领导关系发展的航向。

现代领导科学重点研究怎样做好的领导者,但同样不能忽略对怎样做好的被领导者的研究。只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是“好”的,整个领导关系才是健康的。什么样的被领导者才是“好的被领导者”?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看法。在今天,社会主义的领导本质决定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他们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好的被领导者,也应当同领导者一样,德才兼备。在领导关系的分工中,好的被领导者则应该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参政议政的知识和能力,能够与领导者一起共同把握住社会主义领导的正确方向。具体地说,好的被领导者的标准主要有三:一是坚决支持和拥护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领导者,坚决贯彻落实一切正确的领导决策,接受领导者的指挥和协调,与领导者密切合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损害社会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错误领导,积极帮助领导者改正领导工作中的错误;三是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为领导决策创造经验,积累素材。也就是说,好的被领导者,必须努力工作,不好好工作的不是好的被领导者;必须服从正确领导,不服从正确领导的不是好的被领导者;必须抵制错误领导,跟着错误领导跑的不是好的被领导者。

8.主持省重点课题《山东省领导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1987年初,我受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委托,主持《山东省领导人才发展战略研究》课题。1987年6月,这一课题被列为山东省“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我撰写了课题总报告,提出构建我国领导人才发展战略必须坚持的目的性原则是:其一,能够充分保障祖国长治久安,每一个时期都能够选拔出优秀的领导人才治国,避免国家发生任何形式的动乱;其二,能够充分体现执政党的组织路线,有力贯彻党的政治路线,进而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其三,能够充分体现人民民主,努力保障一切有领导才干的公民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不能压抑和打击人才。为了正确构建领导人才发展战略,必须广泛进行领导人才调查,注重发现人才,高中级领导机关建立各自的领导人才库;建立领导人才梯队,大面积培训和多种形式锻炼领导人才;适时把条件成熟的领导人才置于适当的领导工作岗位,有计划地对现职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丰富其领导知识,增长其领导才干。

1991年1月,山东省委组织部召开了“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课题评审会议”。评审委员会对本课题总报告的评审鉴定是:“本课题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资料准确详实,研究方法科学。总报告在对我省地县两级领导干部队伍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领导人才发展的若干规律,提出了目前社会条件下领导人才生长的几种理想模式,基于上述理论,结合我省领导人才发展的具体实践,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预测了到2000年我省地县两级领导人才在数量、素质和结构方面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战略对策。它既有新颖的理论见解,又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对于科学地制定全国的、区域性的领导人才发展战略有重要参考意义。该项研究填补了我国领导人才研究和战略研究的一项空白。其成果达到了国内省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基于上述评价,本课题成果荣获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颁发的“山东省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课题成果一等奖”。课题主要成果被采纳到省委组织部有关决策之中,取得了显著实效。据此,省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办公室决定通过对该项研究成果的验收。

9.《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

1995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论文《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文章提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记录,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经典著作,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的领导观。所谓领导观,是人们对领导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本看法。它并不代替决策、用人、协调等具体的领导活动,但它是领导工作的灵魂,贯穿于领导实践的全过程。文章对邓小平的领导观作了如下概括:一是,“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邓小平领导思想和领导活动的行为准则。二是,谁来领导?只能是“人民的公仆”。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一再讲:“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三是,领导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主要领导力放在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是邓小平领导目的观的主要特征。四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邓小平始终着眼于发展,强调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眼于创造,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着眼于全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着眼于实效,强调抓住机遇,使用人才和方法的灵活性。

这篇文章受到广泛社会关注。《人民日报》发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要播出。《新华文摘》1995年第4期在显要位置全文转载。1996年底,该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省委书记赵志浩向我颁发了获奖证书。

10.《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这是我主持的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的成果,发表在《东岳论丛》杂志1999年第5期。(1)对党执政50年的基本评价是:党虽然有过重大失误,给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一定的损害,但总的说,政权是巩固的,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社会发展比较协调,人民比较满意,而且执政之路越走越好;执政是基本成功的,在世界执政历史上属于“比较好”的。(2)党管理国家政务的基本经验主要是: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适时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社会的全面进步;必须不断地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最大限度地争取多数;建设过硬的人民军队和公安警察部队,保持强大的国防能力和政治威慑力;奉行自主和平的外交路线,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3)党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基本经验主要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观;加强和善于学习;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根据执政需要,改革和优化执政方式;从严治党,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4)党执政50年的历史启示是:关键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形成有权威的执政体系;根本问题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努力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努力吸取和运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治理国家;解放思想,在创造性实践中增强党的执政力,而不是被动地“保天下”;努力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规律性,按照规律办事。

我始终注重把领导科学研究与领导实践紧密结合。研究领导科学的基础是领导实践。在山东社科院,我获得了一系列领导实践机会。1986年,我被任命为情报研究所所长。1991年初,调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97年底,我辞去所长职务。之后,院里任命我为院长学术助理、山东省发展对策中心总干事,围绕省主要领导交办的课题进行研究,如《山东省第七次党代会主题研究》等。

1991年5月,我被下派到德州地区陵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直到1992年10月。主要任务是深入进行调研,研讨本县发展战略与对策等。这一年半,使我对基层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有利于自己的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离开陵县前,新任陵县县委书记魏学平征求我对县里发展的建议,我给他写了一篇《假如我当陵县县委书记》的文章,他很喜欢。后来,这篇文章在《领导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获得很多县委书记的好评。

1986年12月,我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省级青年领导科学学术团体——山东省青年领导科学研究会,出任研究会理事长。到1990年,研究会会员达500多人。在研究会独立存在的4年多时间里,朝气蓬勃地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学术活动,被誉为“山东省社会科学界一个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学术团体”。

1988年5月,我主持创办了山东省青年领导科学研究会的会报《领导科学报》。它融政治性、新闻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张领导科学专业报纸。1991年转由山东省社科联主管、主办,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指导,国内统一刊号 CN37—0810G。

1988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第三次领导科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被选为新成立的全国领导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秘书长。1989年,成立中国青年领导科学研究会筹委会,我任筹委会主任。

虽然这些领导实践的舞台并不大,但对我的领导科学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人民日报》1999年9月23日发表了我的《居安思什么》。文章提出,作为执政者,必须懂得居安思危。仅仅停留在“思危”是不够的,还应当正确判断“危之所在”,思考和解决可能带来危险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主要是思大势、思人心、思人才、思己过。从2000年起,这篇文章被选进北京市初中三年级上学期《语文读本》,社会反响较好。

二、改革开放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深入研究改革重点与难点,才能实现社会进步的突破性进展

我进入山东社科院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整个中国正起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立志“一切为了社会进步”的社科研究人员,决不能置身事外,定会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研究改革开放,就是研究社会进步;推动改革开放,就是推进社会进步。在八九十年代,我围绕改革开放撰写了多篇文章。

1.《用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指导改革》

1987年撰写的这篇文章,针对当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搞好改革,从指导思想方面说,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观。 “文化大革命”也讲“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但由于那个“改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所以越改越糟。为了使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取得预期成效,有必要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主要是:(1)社会主义改革具有必然性。历史的辩证法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由低到高、川流不息的过程,是一部不断进行变革的历史。社会主义实践一再证明恩格斯的英明论断:“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适应的,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同时,基本矛盾还有不相适应的一面,这就必然导致改革,即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使社会基本矛盾通过非爆发的方式得到解决。(3)社会主义改革是自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重要形式。(4)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早日实现共产主义。(5)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形式是改良式的,非爆发式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不是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对具体制度的变革,不需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制造任何震荡。(6)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条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共产党的领导。(7)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扬民主,依靠群众。(8)社会主义改革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经过改革,一项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后,经过实践证明适合社会发展要求,就要稳定一段时间,而不能“天天改”。什么时候实践证明它开始阻碍社会进步了,再适时进行新的改革。

为了确保我国的改革始终置于马克思主义改革观指导下,第一,应系统地学习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学习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的改革理论。第二,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在改革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改革观。第三,发扬民主,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万不可鲁莽行事,靠“拍脑袋”进行改革决策。一切重大改革,都必须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第四,要注重研究改革的节奏与方式,十分注意转弯的过渡形式。第五,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对改革的控制力,决不能失控。

2.《为改革者“保险”》

历来的改革,都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历来的改革,都是一种创新活动,蕴含着暂时失败的可能。担风险,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风险会给改革者带来不同的命运。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自觉发展的社会。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是推动改革并能够保护改革者的,不应再制造改革者的悲剧。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和单位,风险仍然严重威胁着改革者,使改革难以推行。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改革,促进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清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排除给改革者造成的风险。所谓为改革者保险,就是通过排除改革风险本身,排除人们的风险感,增强人民改革的信心和安全感。这既要求党和政府改革决策的正确,社会舆论对改革的支持,对改革失误的宽容,也要求改革者自身善于审时度势,少犯或不犯错误。本文发表在《改革之声》杂志1986年第3期。

3.《论地方社会科学院所的改革》

作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最关心的一项改革,自然是社科院自身的改革。1984年元旦,我给院党委、院长写了《关于改革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议》。由于这是本院第一份改革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议,院领导很重视,于1984年3月31日正式向全院各所、处、室印发,要求对该建议“进行认真讨论”。这份建议的核心,是“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重新确立我院的科研管理制度,最根本之点,是打破用行政方法管理科研的习惯,按照科研规律,实行科学管理。”具体说,就是“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科研责任制”,“实行以个人或科研课题组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强调“以个人或科研课题组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是由精神产品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从研究者个人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只有把责任和权利落实到个人(或课题组),才最有利于出成果。为了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科研责任制,建议抓好五个环节:确定课题,签订合同,检查监督,成果鉴定,奖惩兑现。此外还提出六项保证措施。实践证明,这个改革建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85年初,在上述改革建议的基础上,我结合全国社科院的实际情况,撰写了《论地方社会科学院所的改革》一文。围绕地方社科院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核心问题,提出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按照社会发展需要确定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合理结构;二、正确规定地方社会科学院所的社会功能;三、使地方社会科学院所逐步向半企业化和企业化转变。”并就此提出一系列构想。我首先把这篇文章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1985年2月13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正式给我回函称:“建议中提到的三个方面都很重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特此表示感谢!”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1985年第5期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1985年5月21日《报刊文摘》摘发了本文的主要观点。

1988年,我围绕地方社科院的改革,撰写了《改革要动真的,改革才有希望》一文。提出,关键在于领导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以改革创建新的办院模式,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以改革精神提高科研水平。

4.《重视国外对中国改革的研究》

这是我主持的1989年本院重点项目。一位著名社会学家曾写过一篇题为《我看人看我》的文章,给人的启发是,做一个社会的人不能闭目塞听,需要听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反观自己,这有利于正确选择、修正、坚持自己的人生道路。其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我们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在现代化大家庭中建设现代化,就不能闭关锁国,不能不研究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和看法,必须在总体上采取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势。这就需要研究国外对中国改革的研究。这个问题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国外对中国改革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文艺体制改革,以及改革理论、改革实践的评价、认识、预测、建议等。另一部分是关于国外对中国改革研究的现状,包括研究人员的数量、质量、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及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机构设置的介绍分析等。很明显,前一部分内容是我们了解的重点,它直接引发我们的思考;但后一部分内容也不可忽视,它从宏观上反映了国外对中国改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此外,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的研究方法,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本课题引述、评论了大量国外学者对我国改革的观点,对我国正确推进改革,有重要借鉴作用。

5.《以革命精神推进机构改革》

本文受时任山东省委主要领导委托而作。部分内容发表在《人民日报》1998年4月2日和《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机构改革,事关全局。1978年以后,我国进行过三次较大范围的机构改革,但收效甚微,各级政府机构先减后增,人员编制得不到有效控制,政府职能也基本没有转换。机构改革没有走出“怪圈”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缺乏牢固的法制基础。搞好机构改革的总体构想是: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以彻底的革命精神推进机构改革;机构改革要有整体规划,分步推进;机构设置的最高原则,是人民满意原则和社会管理有效原则;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健全五个系统——高度灵敏的信息系统,权威的健全的咨询系统,科学的多层次的决策系统,高效精干的执行系统,独立的强有力的监督系统。文章提出如下具体建议:从研究国外经验和总结自己经验入手,制定改革方案;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合并,成立“大部”、“大委员会”、“大局”,同时根据新的工作建立一些新机构;政府管理跟社会管理分开,积极培育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坚持标准化,下决心整肃机构和人员编制;机构改革必须与机关人事制度、财政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机构改革应自上而下进行。文章强调,机构改革很难,但是这个关必须得过。过关的法宝有两个:一是革命精神,二是科学态度。

6.《寓党于政 党政合一——关于县级机构改革的建议》

1993年春天“两会”后,中央决定进行县级机构改革。我因为有陵县工作的经历,自认为有些新认识,便写了一篇《寓党于政 党政合一——关于县级机构改革的建议》。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本着中央提出的机构改革应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要求,目前县级机构的最大问题是党政两大系统的分离;县级是中国行政体系中最低一级地方政府,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因此在县一级可以不必党政两大系统分设,应该合而为一,主要领导干部可以党政一肩挑,职能相近的党政部门合并,党政两个办公室合并,组织部和人事局合并,宣传部和文化局合并等;鉴于法治社会建设,便于与国际接轨,合一后机构应以“政府”面貌对外,党组织应隐在政府内部,如同我们的军队领导机构一样;这个改革应该先行试点,如果可行就推广,如不可行,不搞就是了。

这篇文章后来被人民日报社的《理论参考》《中国行政管理》等10家报刊在显要位置发表或转载。

1996年中,我的研究报告集《发展与战略》出版。李春亭省长在给本书所作“序”中说,邵景均主持的数个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都是我省改革和发展中重大的、急需解决的问题。选题本身就很有现实意义”。“富于理论创新。文中多有独到的理论见解”。“应用价值较高。所提对策不少是有创见、又切实可行的。一些成果已经在实践中获得明显效益”。

1996年底,我终于拿到了研究员职称(我是1986年被评聘为副研究员)。1997年,通过省人事局评审,我获得了“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通过省委宣传部评审,我获得了“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称号。

三、科学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深入研究发展战略与方式,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健康与和谐

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我主持承担并完成国家和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院重点项目共10项:(1)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2)2000年国家“十个重大课题委托项目”之一《新形势下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当时院领导说:“这是我院建院以来承担的最高级别的课题”);(3)山东省“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山东省领导人才发展战略研究》;(4)山东省“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情报网络建设研究》;(5)山东省“八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山东省社会发展战略研究》;(6)山东省“八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山东省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研究》;(7)山东省“八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九五”时期鲁西经济发展重大对策研究》;(8)山东社会科学院1989年重点项目《重视国外对中国改革的研究》;(9)山东社会科学院1993年重点项目《山东西部市场经济建设研究》;(10)山东社会科学院1993年重点项目《夏津县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出版的主要著作4部:(1)《领导与社会》(上、下卷,1996年6月华艺出版社出版);(2)《发展与战略》(主编,1996年7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3)《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德州卷》(主编,199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4)《古今官德五字谈》(1998年7月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表文章300余篇。

上述课题、著作和文章,主要是围绕社会发展展开的。其中,有发展理论、发展战略,也有发展策略和建议;有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也有政治发展、党的发展;有国家发展、省级发展,也有区域发展、县域发展。其中,较有影响的文章与课题成果主要是:

1.1982年《论党内民主》

本文第一稿发表在1982年《山东大学“五四”学生科学讨论会得奖论文集》(当时作者在山东大学学习);第二稿发表在《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3期。因它是国内较早论及党内民主这个话题的,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关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英文)1986年第15号刊登的比尔·布鲁格的文章《中国政治学的复兴》,专门介绍并评论了本文观点。

本文对党内民主的主要含义进行了阐释:(1)党内一切成员,作为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政治上、人格上、权利上、义务上一律平等;依照党章享有各项权利。党内所有成员的平等关系、党员享有的各种权利,是党内民主的两块基石。如果不能保障党员权利和平等关系,那么事实上就没有党内民主。(2)党内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通过少数服从多数产生各项决策,表现党内权力。通过保护少数,维护所有党员的权利,为纠正错误保留条件。这是因为,任何政党,错误总是难免的;“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3)要实行权力的分解和制约。只有实行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对分离和制约,才能保证党内权力的健康有序的运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4)掌握党内权力的,是经过党内民主程序产生出来的领导集体。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一个原则。党内民主的这个含义,此后被学界广泛引用。

本文提出,党内民主在党的建设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党内民主是现阶段党的建设的基本点,是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前提。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不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都有待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现代化不能离开政治民主化单独出现;政治民主化也不能离开经济现代化而提前产生。

必须把党内民主的健全和完善看作一个过程。建设党内民主途径:第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规党法,维护党规党法的尊严和权威性。第二,把改革党内人事制度作为当前党内民主建设的突破口。第三,共产党员要为党内民主而斗争。努力提高党员素质,共同建造党内民主大厦,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全党的基本任务。

2、1987年《鲁南经济区的建设与滕县改市》

这篇研究报告,根据山东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提出,使滕县尽快改市,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有利于鲁南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报告根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指出,滕县已经具备了撤县设市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并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滕县改市的必要性。建议改市后,取名“滕州市”。这篇研究报告在山东社会科学院《领导参阅》1987年第8期印发上报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于同年11月16日作出批示。1987年12月12日,滕县人民政府《关于滕县改市的报告》,把这一研究报告作为该文件的正式附件(专家论证报告),上报枣庄市、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1988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撤滕县,建滕州市。这篇文章由邵景均与鲁仁合作。

3.1990年《应重视以兖州为中心的鲁南城市群建设》

这篇研究报告提出,世界历史表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是与现代化城市的存在密不可分的。城市,是经济、社会、自然三者的统一体,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创造人类新文明的“工作母鸡”。没有一系列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城市,就没有现代化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的城市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是从发展角度看,城市发展还不充分,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城市化率低;城市现代化水平低;城市布局不够合理。山东省的大城市主要是青岛和济南,即在胶东和鲁中地区。鲁南地区缺少大城市,直接影响了鲁南经济发展。一个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需要较长的历史时期。鲁南地区的发展,迫切需要大城市群的带动。兖州、济宁、邹县、曲阜具备了共建现代化大城市群的良好条件。这一报告提出了“建设鲁南大城市群的理论依据”,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兖州、济宁、邹县、曲阜具备了共建现代化大城市群的良好条件”,提出了这一城市群的基本形式及其建设途径。还进一步提出,兖州、邹县应尽快改市。

这篇由邵景均与葛泉滋合作的研究报告在山东社会科学院《领导参阅》1990年第6期印发后,时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韩寓群两次与邵景均长谈,完全赞同本文观点,并进一步讨论了实施大城市群的总体构想和若干具体细节。1992年7月6日,济宁市人民政府正式致函山东社科院,称这篇文章“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现代化城市定位理论和城市群理论,提出建设以兖州为中心的大城市群构想,对我市制定发展战略有很大启发和帮助。我们认为,这一构想的实施,对于济宁市、鲁南地区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作为采纳该建议的第一步,我们已决定将兖州、邹县撤县改市,并已经省政府同意,上报国务院批准。该建议的其他内容,有的也已采纳到我市发展战略中去”。1992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兖州、邹县撤县,建兖州市、邹城市。

4.1994年《90年代山东省的妇女问题及对策》

妇女问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直接影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广大妇女同全国妇女一样,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为山东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折时期,在各类社会矛盾交织并存的情况下,山东省妇女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复杂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就业问题,参政议政问题,科技文化教育问题,妇女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一是历史延续性。妇女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问题。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社会发展还远没有达到实现男女平等的水平。二是现实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问题。三是相关的社会法律制度规定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四是在工作指导上,一些地方和单位轻视妇女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好妇女问题,建议:第一,抓住契机,加大力度,在全省掀起一个发挥妇女作用,解决妇女问题的高潮,树立起山东省妇女的新形象。这个契机,就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第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各级领导开始,在全社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第三,加强法制建设,把妇女问题纳入法治管理轨道。第四,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妇女参与社会发展解除后顾之忧。第五,设置一系列为妇女服务的机构组织,为妇女自身发展服务。第六,加强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技术教育,提高妇女素质。第七,广泛建立妇女组织,加强妇女工作。

本文第一稿写于1994年3月。第二稿发表于1995年第1期《山东通讯》。1995年10月11日,山东省妇女联合会致函山东社会科学院,指出:“1993年6月,贵院社会学所所长邵景均同志向我们建议,为了准确地把握当前我省的妇女问题,寻求解决妇女问题的正确途径,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号召,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应发动全省各界公民,开展一个妇女问题建议竞赛活动。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活动方案。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和方案,于1993年8月,协调省委宣传部、山东社会科学院、大众日报社和省广播电视厅,以五单位名义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锦香杯’妇女问题建议大奖赛活动通知》。这项活动得到了全省各界十八岁以上城乡男女公民的积极支持,收到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干部、文艺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等建议1500多篇。对这一活动,社会各界反映良好。省领导同志指出:‘这一活动,对于发动全社会重视支持妇女解放事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发动社会各界运用广大群众的智慧解决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好尝试。’这次活动的直接成果是《关于当前我省妇女问题及对策的报告》,由邵景均同志为主要执笔,以省妇联名义上报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受到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其中许多观点已被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采纳到有关工作决策中去。”

5.1995年提出“科学发展”观

1995年完成的山东省“八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山东省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总报告中,我系统提出“科学发展”理论(见人民日报《理论参考》1995年11月20日,第22期)。提出,关于“发展”的概念,一些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多定义为“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事物的大小变化、简繁变化不一定就是发展,如同氢氧合成水、水被电解为氢氧难以说清哪一种是发展一样。发展,是与人的目的和意志相联系的。目的是人的悟性产生的一种行为动机,是人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指导未来实践的主观精神,并以行为结果表现出来的主观意识。工程竣工、法律文件的形成,只有符合人的意志和目的,才可以称之为“发展”。所以,人的目的、意志构成了发展的衡量标准和价值标准。这里所讲的“人”,不是指哪一个人,而是指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人民群众。从这个角度讲,发展又具有客观性、社会性。由此可见,发展是实现人的目的、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由于人的发展和需求是永远不会停息的,因此,科学的发展观本身就包含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发展,核心是人的发展,只能以人的发展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发展是不断满足全体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过程,是集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社会方面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发展可以有多重目标,但说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发展,作为有人的目的一直参与其间的客观自然历史过程,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辩证统一。其构成要素主要是人口、自然环境、物质生产、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语言文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是:(1)方向性。社会发展是正向的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不管社会发展有多少曲折,总是由初级形态走向高级形态。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社会行列。(2)目的性。社会发展是有一定目标的运动过程。这种目标必须照顾到社会整体利益,又要同大多数个人需要相一致。社会发展目标是分阶段的、多元化的。不能用某一方面的目标代替其他方面的目标,更不能用阶段性目标取代长远的根本性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合理性。依据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显现的发展是合理的,如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结构走向合理化过程等。(4)整体性。社会发展可以有轻重缓急、先后主次之分,但不能孤立发展某一部分。各方面的发展速度和目标必须相协调,即次序的合理性和差距的适度性,最终求得社会整体的、和谐的发展。(5)多样性和特殊性。是指具体国家和地区应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和需要,采取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模式和道路。(6)阶段性。社会发展是历史的渐进的过程。不同的基础、不同的条件决定了社会发展必然带有阶段性特点。每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正确组织和理解社会发展的上述基本特征,是正确制定社会发展战略的基础。

6.1995年《山东省“九五”及2010年社会发展战略研究》

它是《山东省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总报告,共五个部分,10万字。(一)建构山东省社会发展战略的意义、理论、方法及模式。作为方法,主要是采用最新的社会指标体系方法。选用的社会指标主要是五项: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二)山东省社会发展的历史回顾及规律性启示。(三)山东省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及趋势预测。(四)山东省“九五”及2010年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五)社会发展战略构想的实现系统与保障系统。一是动员群众,重用人才,以人的发展带动和促进社会发展。二是加快改革步伐,推动社会转轨变型。三是扩大对外开放,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科学知识,促进山东省社会发展。四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五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六是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七是加强城镇体系建设,推动城市化进程。八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全省居民生活质量。九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确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995年8月,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办公室对这一课题组织了课题鉴定。鉴定委员会对总报告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项研究对山东省‘九五’及2010年社会发展战略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思路清晰,观点正确,方法科学,资料丰富。研究成果中诸如科学地建构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优先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战略等观点,有独到的见解。该项研究填补了我国战略研究的一项空白,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是一项开创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同意通过鉴定。建议报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决策参考,同时予以多种形式的宣传、介绍。”

7.1999年《新中国50年来山东省发展的基本经验》

1999年上半年,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同志指示山东社会科学院“写一篇全面、深刻反映山东50年发展基本经验的文章”,本文因此而作。它入选山东省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载《大众日报》1999年9月30日,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评价。

山东是全国的一个省,它的发展始终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之中,可谓“盛衰与共”。体现在发展的经验方面,总体上是与全国一致的。在山东省50年的发展历史上,勤劳勇敢的山东人民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发展经验。从全省范围看,对今后发展更有指导性、战略性意义的经验主要是“结合,创造,抓点,务实,重人,治吏”。(1)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努力做好“结合”的文章,形成符合山东实际的发展路子。(2)以改革创新赢得发展的主动权,用创造性实践为发展开辟道路。(3)抓住具有全局意义的发展点,坚持由点到面的正确发展途径。(4)狠抓落实,以务实的精神、扎实的作风和持久的韧劲,实现发展的最终成效。(5)紧紧依靠全省人民,重用人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6)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努力建设一支稳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8.2000年《“十五”期间加快山东发展的若干思考》

“十五”期间(2001-2005年)是我国、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当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刻思考。否则就会像古文献《中庸》所警告的那样:“前虑不定,后有大患。”(1)思考山东发展必须把握住两个基点。一个是,认清全国发展的大局,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发展山东;另一个是,正确认识山东的发展定位,搞清楚山东的发展目前处于什么位置,一切从山东的实际出发。(2)慎重确定我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1993年山东省第六次党代会确定,“到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5年的实践证明,这个目标是不合适的,显然过急。当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大体定在2050年,根据山东省的实际情况,到204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很不错了,不能提前过多。(3)把利用有利环境的文章做好做足。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努力从中发现可以利用的机遇和条件;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出正确决策,尽量不丧失重大机遇。(4)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步伐。(5)进行战略产业和经济结构的重组。紧跟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所有制结构、产权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现代化。(6)全面组织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形成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7)高度重视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8)解放思想,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该文发表在《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四、重在立志贵在勤。做学问,搞研究,写文章,要在“积累、激情、机遇、技巧”上下功夫

在山东社会科学院22年的科研工作中,我深深感到,做学问,搞研究,写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取得一点成绩,或许可以靠聪明与侥幸,但要想取得更大成绩乃至有所突破,就必须有宏大的志向、不懈的努力、顽强的意志和科学的方法。

1.立志

我在《人民日报》1997年5月22日发表《讲究一点治学之道》中说: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学者都非常看重治学之道,其中,首推“立志”。明代大学者王守仁提出做学问的四个要点:“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第一条就是讲“志”。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能旷废隳惰,玩岁曷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他把有的学者荒废学业,虚度光阴,最后一事无成,首先归于“志之未立”,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今天搞理论研究,也应该从“立志”做起——立志于发展理论。理论发展有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修正性发展,对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给予修正;二是继承性发展,对已有正确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扩大和发挥;三是创造性发展,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不论哪一种形态的理论发展,都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都要下决心搞好。

我在《人民日报》1997年5月29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在“主攻方向”上大做学问》中说:自孔子以来有作为的学问家们,历来强调学以志道、学以致用。我们今天搞社会科学研究,也有一个“志道”与“致用”的问题。其“道”,应在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其“用”,则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道”一“用”,正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为社会科学规定的“主攻方向”。正确地把握这个主攻方向,不仅对社会科学, 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讲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有人就皱眉头,认为这是贬低社会科学的价值。这当然是偏见。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服务性,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属性。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服务”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事。现代人的这一观念有了根本转变。人们通过彼此提供良好的服务取得自身的利益,也在为他人和社会的服务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在“官本位”影响很深的中国,人们尚且可以接受并广泛传播“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那么,讲社会科学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世世代代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小康和现代化,就要在我们这一两代人手中成为现实。能够为这一伟大变革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支持,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啊!中国历史不会忘记这光辉的一页,也自然不会忘记为这一变革提供理论服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以,我们一定要牢固地树立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强烈意识,把“志”立在主攻方向上,把学问做在主攻方向上。

也有人认为研究现实问题“没学问”,只有那些古而又古、玄而又玄、谁也看不懂的才算“有学问”。这种看法显然不对。什么叫学问?能够正确地总结群众实践经验,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促进社会发展有用,就叫学问。《庄子·列御寇》中讲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叫朱泙漫的人不惜抛掷千金,勤学苦练三年,学到一门“绝学”——“屠龙术”,自以为十分了不起。可是后来发现,现实生活中根本无龙可屠。这种“绝学”也算“学问”吗?孔子曾经尖锐地指出:“百工治器,必贵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少搞一点“屠龙术”的好(对个别人来说,想不让他搞也难),把科研力尽可能多地用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上。

在主攻方向上做学问,是可以做出大学问的。古代的孔子、孟子,外国的卢梭、马克思,现代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研究现实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而有成就的大学问家。这些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有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是在“主攻方向”上做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相比,这方面的科研成果还不够多,影响也不够大。我们应该在这方面研究上不断取得突破,进一步解决好“志道”与“致用”的问题,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积累

没有人天生就会作研究、写文章,只能在科研和写作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知识、增长见识、提高水平。其中第一位的是积累,主要是德才学识的积累。古语所说“积土成山”“集腋成裘”“厚积薄发”,就是这个道理。科学研究既是理性思维,又是一门实践科学。脑子里要装许多知识,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凡是好的观点、词句都要用心记住。当你写作相近文章的时候,它们往往就会自己跑出来。广博的知识记忆,加上善于联系的思维方式,就能够闪出鲜亮的思想火花,写出精彩的文章。

研究社会科学,不仅需要积累书本知识,更需要积累实践知识。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发展理论的基本途径,是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古人做学问,既强调“读万卷书”,更强调“行万里路”、“读无字书”。认为只有深入实践,了解社会,才能做出有用的学问。诸葛亮当年舌战群儒时,特别嘲笑了那些“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腐儒。清初一些学者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深感“空谈误国”,于是大力提倡“实学”,主张“经世治用”。在今天,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离开社会实践,都是没有出息和出路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研究者与社会的对话,而不是学者之间的对话,更不是个人的自言自语。因此,要努力选择那些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重要意义的课题,带着问题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应该成为做学问的座右铭。

讲积累,应注重打牢基本功。首先是做人的基本功。孟子说要“善养”能够“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宋代文人范开说:“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培养出浩然正气,才能提高德才学识的水平,才会产生深刻的思想,写出黄钟大吕般的理论文章。清朝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再是做学问的基本功。清末大学者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个三境界,讲的是立志高远,艰辛探索,方法正确。这些是做学问的基本功。有学者说,做学问要有返回经典的耐心、独上高楼的境界和秋水文章的心力。此言不虚。

在做学问的积累中,有两点须特别注意:一是注重接触新思想,积累新认识。对于你所不知道的、同你的研究领域相关的一切新的思想、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论证,都要尽力了解,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说,有何道理,自己从中受到什么启示。这样才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搞研究、写文章才会有新意、有深度。二是注重思考大问题,积累新题目。“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既然文章连接千古之事、众人之事,那么就必须善于思考千古之事、众人之事。一个人只想自己吃饱、发财,就是个平凡甚至自私的人,难以写出好文章;如果想的是全中国、全人类吃饱、发财,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就可能立意高远。

3.激情

理论文章是讲理的,需要理智、冷静,但是写文章的人却不能冷酷无情。只有带着感情、激情,才能进入状态,写出好文章,才有可能打动读者。有燃烧的热情才敢于碰撞敏感问题,才会有打动人的作品。“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愤怒出诗人。如果心死了,没有了激情,那么无论给了什么好题目、好故事,都不可能写出好文章。

所谓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表现形式。往往发生在强烈刺激或突如其来的变化之后,具有迅猛、激烈、难以抑制等特点。激情是人的生命活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生命是由核酸和蛋白质等物质组成的多分子体系,它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繁殖后代以及对外界产生反应的能力。人在激情的支配下,常能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这无疑有利于文章的写作、研究的深入。我对周恩来总理非常崇敬。出于这种感情,在他逝世后的1976年清明节,我专门在部队的黑板报写文章悼念他。为此,我受到批判和清查。在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再次撰写理论文章《做周恩来那样的领导者》,发表在《人民日报》1998年2月26日。我从四个方面概括了作为领袖人物的周恩来:博大的爱民情怀,构筑人民公仆的牢固基础;彻底的负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领导本质;高超的领导智慧,领导人民战胜困难,夺取胜利;严谨的自律品格,实现领导者价值的升华。这篇文章受到周恩来研究界内人士的高度评价,成为周恩来纪念堂长期保留文章。

激情来于社会责任感,来于远大理想和志向,来于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对丑恶的憎恨、对美好的向往,也来于良好精神状态。

古人做学问,十分看重“气”。唐代学者韩愈把“气”比做水,把“言”比做水上的浮物,结论是“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宋代学者苏辙进一步概括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说文章是作者精神、气质的显现,如果没有“气”,再下功夫也不能写出好文章。这里所说的“气”,实际就是人的精神状态。遍览古今中外,确是“文如其人”。只有诸葛亮忧国忧民的精神,才产生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千古绝句;只有充满理想和热情的李白,才会有《蜀道难》那样的锦绣华章。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文”与“气”,学风与精神状态之间的规律,仍然在今天一再显现出来。今天所说的“好的精神状态”,主要之点有三:一是有为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二是有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始终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开拓进取精神;三是有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的务实精神。具备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有了为人类社会进步而刻苦钻研的激情,端正学风自然就在其中了。

4.机遇

好课题、好文章总是因时而作。在社会急需、读者盼望条件下产生的课题与文章,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要求,科研工作应该有机遇感,懂得把握时机。机遇就是契机、时机或机会,通常被理解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一般来说,机遇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时间过后,就再也得不到了。

西方哲人讲:“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它不相信眼泪,它与懦弱、懈惰无缘。”“机遇稍纵即逝,目光敏锐、勇敢果决者常常能获得它。”“机遇对任何人是平等的,能不能抓住它,主动权在每个人手里。”“如果你在时机成熟前过急行动,你将必得去擦抹悔恨的眼泪;而如果你放过一次成熟的时机,你将永远抹不干懊丧的眼泪。”“适当的时候扔出的一块石子胜于不当的时候送出的一块金子。”

中国哲人说:“取天下与守天下,无机不能。”(宋·苏洵《远虑》)“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宋·苏轼《代候公说项羽辞》)“大丈夫相时而动。”(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回)。唐朝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机遇来自实践。实践的发展要求人们回答问题,那么好课题、好文章的机遇也就来了。抓机遇就是抓问题。问题抓准了就有了好的写作题目,而题目好就是文章成功的一半。当前,所谓抓准问题,主要包括对党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重点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久攻不下的难点问题,还有当前人们普遍不认识、但对事物发展具有潜在的重大影响的冷点问题。

抓机遇是有风险的,而价值往往存在于风险之中。我在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就有过几次“走麦城”的经历和感受,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知道,任何成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成就,都要经过艰辛与努力;任何真理的发现与普及,都可能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重要的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志向。“文以载道”,方能传之久远。清朝李渔说:“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实践证明我的观点错了,我绝不会坚持;如果实践尚未证明我的观点是错的,有何必要屈从于外界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呢?

5.技巧

从哲学角度看,方法带有根本性。搞科研,要讲究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写文章,要讲究表达方式、写作方法。既然是方法,必定有技巧、有艺术。技巧属于“方法”范畴,主要指对一种生活或工作方法的熟练和灵活运用。

写作技巧是实现作者写作意图的重要条件,是“过河”的“桥”或“船”。所谓的写作意图,就是指作者打算在文章或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生活和思想内容,以及通过这种表达达到什么目的。而要使这一写作意图圆满实现,就必须依靠写作技巧。写作技巧是构成作品艺术性的内在因素,能够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和信服力量。理论作品的写作技巧,更多地体现在与内容和谐统一的艺术形式之中。

社科研究是通过文字、文章表现出来的。著书、写文章是一个“码字儿”的过程,是个“技术活儿”。写作技巧如何,显得十分重要,可以说“细节决定成败”。理论文章有三个基本要素:论点、论据、论证。都有一个技巧问题。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上提出论点,有技巧;运用哪些材料说明自己的论点,有技巧;在谋篇布局上怎样摆布材料进行论证,也有技巧。毛泽东说,写文章,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要写得生动,通顺。为此,必须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具有逻辑性。

文章是学问的外在表现,学问是文章的基础。学问越好,应该说文章就越有写好的基础。但并不都是这样。有的人学问很好,但是文章写得不好看,这里就有一个写作技巧、改进文风问题。多年来人们一再看到,许多理论文章没有人读。其原因很多,除了缺少思想性、创新性之外,突出表现是文章中充满官话、套话、大话、假话、空话。八股气浓,死气沉沉,全无新意,了无情趣,自然无人愿读。《左传》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章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现思想性和通俗性、说理性和生动性的有机统一,才能吸引人,才能增强影响力和覆盖面。因此,要努力准确把握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理论需求,进一步改进文风,把逻辑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结合起来,把透彻的说理与鲜活的语言结合起来,多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用典型说话,多讲短话、实话、新话,少说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空话套话以及种种“正确的废话”,不断增强理论的通俗性和亲和力。

写作技巧属于艺术,许多时候说不清。如京剧中的“水袖”。本质在于创新,完全来于实践,来自写作中的用心推敲,琢磨。企图听哪一个人讲讲课就掌握写作技巧,那只是幻想。

文章贵在反复修改。曹植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医文之病,在于修改。文章贵精不厌改,删繁剪秽出清新。文章应该修改到什么程度呢?“恰好”。古人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有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词、句、意都恰好,文章才是好文章。

6.勤奋

贯穿以上积累、激情、机遇、技巧这8个字的,就是“勤”。“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不论是积累知识、锻炼技巧,还是培育激情、抓住机遇,都必须勤奋,勤到废寝忘食,勤到吃苦的程度。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和理论家,都是勤奋努力、百折不挠的人。勤能补拙,勤奋能够弥补科研方面的种种不足。勤能增智,勤奋就是实践,实践出真知。勤能增效,勤奋能够帮助提高科研工作效率。勤能静心,勤奋能够使人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进入科研的崇高境界,享受到别人难以享受的快乐。如果一个人懒懒的,又想日子过得甜甜的,那么千万别来搞科研、写文章,最好知难而退。

讲勤奋,必须明确研究者的勤奋方向与重点。我的感受,应紧紧围绕自己专业的主攻方向努力钻研;勤奋的重点是写作。科研工作最终成果体现在文章与著作上。只能在写作实践中提高写作水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古人说,要写好文章,“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多写最为重要,“读十篇不如做一篇”。多写,熟能生巧,才能把握写作规律,运笔自如。“变化姿态,皆从熟也”。

勤于写作,主要是写那些具有创新性、创造性的文章。科学研究工作不同于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它是探求未知领域真理的过程,显著特点在于创造性、创新性。创造,是发展的基本形式。当我们评价一本书、一篇文章是不是科研成果或者有多高科研水平时,就是看它有没有、有多少新思想、新观点、新体系、新论证。倘若一无“新”处,那就不叫科研成果。科研成果之“新”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大处说,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具体到科研人员,则来于他丰富的知识和创造性思维。古语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搞科研,首先得学会善于从“无疑”处生“疑”,通过一系列分析、综合等思考过程,逐渐释疑。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非如此,决创造不出新时代所要求的新理论。

要勤读书,就要记住,“书比人长寿——一本书,可以超越最久远的时间和最辽阔的空间,让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能够反复看到最古老的过去或最遥远的未来。书,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长:从无知的小孩长成有美好的情感、有丰富的想象力、有智慧、有思想、有发明和创造力的巨人。”还要记住,在我国现有的图书中,自西汉到清朝末年2000年间印制的书籍约15至18万种,1911年至1949年出版的书籍约10万种。据21世纪之初的统计,我国两岸三地一年出版的书籍就达19万种,这还不包括翻译过来的外国书籍。在这么多书籍面前,我们是浅薄的、渺小的、卑微的,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大。“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自古以来做学问就是一件清苦的事,有时还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但它终归是一项大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崇高事业,所以从古到今都有数不清的学子无怨无悔地为它奉献着一切。中国古代学问家历来讲究“先苦后甜”,肯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最后“吃冷馒头”,注重身后之名和长远社会效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今天,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用不着“目迷五色”、心浮气躁。应该在通古博今中看清世态,看透名利,不为名利所累。重要的是,认认真真地去做学问,以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去写好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以无愧于这一伟大时代。


邵景均简介

邵景均,1979年转业到山东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研究室主任、情报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院长学术助理、山东省发展对策中心总干事、研究员。2002年调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2008年,受党中央派遣赴越南中央党校,向越南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家介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情况。

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组织部特约评论员,《人民日报》特约高级编辑,国家行政学院、湖南大学、青岛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特约撰稿人。曾获“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中央纪委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