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最早出现在唐朝，发展于宋代。徂徕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曾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南宋宰相范成大《骖鸾录》首举徂徕书院，在历史上，范成大最早提出四大书院之说：“诸郡未命教时，天下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

徂徕山在泰山东南侧，又称龙徕山，驮来山，是泰山的姊妹山。《诗经·鲁颂》有“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的吟咏，也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赞美，唐朝大诗人李白曾隐居于此。早在2000多年以前，泰山与徂徕山就已经名扬天下……

徂徕山最高峰太平顶与泰山玉皇顶遥相对峙，故有“泰山徂徕”相提并论的说法。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至康定元年（1040年），著名学者石介在徂徕山长春岭创建徂徕书院。就像玉皇顶与太平顶双峰并立那样，泰山书院与徂徕书院也相邻而建，日月同辉，让一域文化华彩流溢而传之久远。泰山与徂徕山，亦因一脉相承的泰山徂徕书院而一同名扬四海，那时这一带的书院鼎盛一时，朗朗书声传荡在高山之中……

“徂徕先生”石介

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曾言：“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朱熹所说三人就是徂徕书院的学者孙复、石介和胡瑗，也就是当时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徂徕书院的创办者石介（1005年-1045年），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20多岁中进士，曾任国子监直讲，官至太子中允。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老家服丧期间创建徂徕书院，聚徒讲学，人称“徂徕先生”。

石介性格耿直刚烈，嫉恶如仇，敢言直谏，有强烈的民本思想，“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一》），曾上书直谏宋仁宗，指责仁宗宠幸美女，饮酒无度，钟鼓连昼夜。后因父母相继谢世，他只好守丧在家。当时，外族入侵，西北边疆烽火四起，石介身居徂徕，心忧天下，创办了徂徕书院，传授自己的治国之道。

石介作为京东名士，主动拜布衣孙复为师。孙复因此很快名扬天下，石介的行为也被传为佳话。石介这种学富五车、和蔼可亲的人设吸引了大量学生，一时徂徕书院弟子云集，其中著名的有姜潜、刘牧、张洞、李蕴、祖择之、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金代的党怀英、清代的赵国麟都曾读书于此。

在孙复、石介所处的时代，佛道二教兴盛，他们意欲通过共同努力重振儒学。二人主动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他们与范仲淹等人一起兴起了“复古劝学”的活动，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现代化，同时提出持续儒家的“道统”主张。这其中的道是孔子之道，既关乎人伦社会，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设立规范，又为政治统治确立社会秩序。

“泰山先生”孙复

孙复（992年-1057年），字明复，北宋晋州平阳人。孙复一生治学勤奋，曾任国子监直讲，官至殿中丞。宋景祐元年（1034年），石介调任南京为官，结识了因贫困而流落于此的孙复，两人一见如故，迅速成为老铁。第二年，孙复由石介引领来到泰安，在岱庙东南兴建学馆，名之为“信道堂”。从此孙复广收生徒、讲学授经。后来岱庙扩建，信道堂并入岱庙院内，孙复就到泰山南麓的栖真寺讲学，人称“泰山先生”。

孙复讲学泰山，四方士子闻风而趋，文教兴盛，学者众多。当时朝中一些大臣如欧阳修、李迪、杜衍等人都与泰山书院关系密切。前任宰相李迪还将侄女嫁给孙复，在当时传为佳话——“得到宰相亲切关怀，乡野大儒被选做侄女婿”，《西厢记》中“相女配夫”情节即源于此事。

徂徕书院开启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文化，流动着儒家文化的风骨，它在齐鲁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有这些不仅对于中国古代书院史的考察，而且对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徂徕书院也成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辉的篇章。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学精神为先导，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

“安定先生”胡瑗

在徂徕书院的众多学子中有一位名叫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人称“安定先生”。胡瑗在泰山苦读十年不归，终成学问丰厚、博古通今的学霸一枚。读书期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胡瑗不废学业。据记载，胡瑗每接到家信，只要看到书面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书院旁的溪涧之中，以免读信分散精力。后人遂将胡瑗投书之地命名为“投书涧”。

为更好发扬儒家道统，孙复、石介以及胡瑗等人身体力行、尊道明道，开启一代治学新风。孙复作为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其关于《春秋》的研究为学界所重。同时他主张“文以载道”——“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石介也认为道应该“万世可长行，一日不可废”，而文则需要“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胡瑗的学术也以经学见长，在解经上，他强调“以理为胜”，这与传统训诂学有很大不同。

“宋初三先生”得到泰山人民的世代敬仰，当地建有“三贤祠”以春秋致祭，而“景贤石”“授经石”“讲书台”“投书处”等题刻更是将泰山书院铭刻千秋。正像三贤祠对联写的那样：“道仰传薪，快有经书留旧席；人高侍立，妙兼风雨对名山。”

“后浪”逐“前浪”

宋明理学的兴盛与徂徕书院的学术宗旨和治学风格关系密切。孙复、石介在泰山兴办书院，讲授儒学，开启道统，发扬经学的教化作用，从经典中发现性命之理，这种治学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徂徕遗韵中泰山学派的“后浪”将“前浪”发扬光大。

首先，泰山学派的重道精神对宋明理学思想的开辟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宋初三先生对于经典，以明道为主，不恪守一家一经，不作茧自缚，博采众长、汇通群经，构建儒家的道统。这一点对后来宋明理学家们汇通各家学派，丰富发展儒家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文明的生长正是因为各个分支的交流互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次，泰山学派明体达用、文以载道的“道论”确立了后来宋明理学重要的学术方向。还有，徂徕书院本身这一教学形式，对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也起了示范作用，以至后世理学家多以书院为依托进行学术研究、教书授课。因此，徂徕书院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派，不论是对后来儒学的道统延续、学理的创新还是办学形式的确立，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启发作用。徂徕书院和泰山学派犹如五岳独尊的泰山一样让后人高山仰止。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