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其中许多概念、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在历史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华民族的精神，推动了历史发展与进步，而且具有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潜质。对这些概念、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为今用，可以形成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观念、精神品质、道德风尚、行为规范，引导人们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生活方式。例如，传统的“公私之辩”蕴含的“公”“共”思想，就有助于今天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与社会氛围。

从历史上看，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公私之辨”。尽管儒、墨、道、法各家讨论公私问题的角度不同，但主流观点都以公为善、以私为恶，崇尚“大公无私”“崇公抑私”“公正无私”“至公无私”“公而忘私”等价值观念。尤其是儒家，一以贯之地体现着“崇公非私”的价值导向。孔子在讲到为政之道时曾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公则说”，就是说推行公道，能使人心悦诚服。孟子在论及井田制时曾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还引用《诗经》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句来表达“先公后私”“以公为重”的观念。荀子的基本观点是“公正无私”“志爱公利”（《荀子·赋篇》），并把它作为处理君主关系的基本道德要求，即道德上要“公义胜私欲”，政治上“公道达而私门塞”，选人才要举“公正之士”，讨论问题要“以公心辩”等。西汉时期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更是提出了“天下为公”“大同”等经典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时代“公有”高于“私有”，“天下为公”是大同时代的重要特征。这种 “天下为公”的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统的“公”“共”思想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是相通相融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并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体、公域与私域之间也在不断碰撞，人们很容易从集体至上的“集体主义”这个极端走向个人至上的“个体主义”另一极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信仰迷茫问题、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问题、社会生活中的自私冷漠问题等都是具体表现，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困扰，给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结合时代与现实的要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相关的思想资源，为当前各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实际上，无论是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体主义”，还是从“个体主义”回到“集体主义”，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本质上说都是“公”“私”关系的失衡，新的解决方案应该既能治理当前“个体主义”的弊病，又不能完全走回“集体主义”的老路。这需要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相关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形成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传统的“公私之辩”以及体现在“公私之辩”中的“公”“共”思想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借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丰富的“公”“共”思想，对于治理今天的“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弊病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由走向不切实际的“崇公抑私”甚至“崇公灭私”。如何同时实现对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重保护和兼顾互济，这是发掘、转化、发展传统“公”“共”思想时需要深入思考和值得关注的问题。实现传统公私观念的现代转化，需要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从辩证统一的关系中把握公与私，不是非此即彼地“崇公非私”或者“崇私非公”，而是在合理界分公私基础上，努力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寻求或维持一种“公私兼得”“公私兼顾”的动态平衡，既促进社会公共生活，又关照适度合理的个人生活。这对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这就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就是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立足新时代新阶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以更加多元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并且更加公平地享受社会治理成果。“共建共治共享”正是对传统“公”“共”思想的转化与超越，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想实现传统“公”“共”思想向“共建共治共享”现代治理理念的转化，必须要走时代化、大众化道路。

必须面向时代、回应诉求，走时代化之路。从时间维度上讲，传统思想资源本是历史的存在，要将其转化、发展为现实的存在，就必须使其面向时代，回应时代与人民的诉求，在这种回应中提供方案、接受检验。山东济宁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各类矛盾纠纷、信访诉求、投诉举报，济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文化资源，将“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等思想精髓融入社会治理，创建了市县镇村四级“和为贵”社会治理平台，推动政治、德治、自治、法治、智治有机结合，初步形成了“人人和气、家家和美、处处和谐”的社会氛围。

必须资源共享、全民参与，走大众化之路。在空间维度上，传统思想资源的传承发展既不能局限于某些地区，也不能局限于某些阶层、某些群体，必须全民参与、共建共享，使之深度融入大众生产生活、学校社会教育与地方社会治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与培养。比如曲阜自2014年开始举办“百姓儒学节”就是很好的尝试，他们提出“百姓设计、百姓组织、百姓参与、百姓评判”与市场化运作原则，其间祭孔大典数千名代表不再只是官员与孔氏宗亲，而主要由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体组成，体现了全民参与和共举共享。只有坚持“全民参与”理念，丰富主体，创新形式，才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局面。

总之，要通过“两创”将传统的“公”“共”思想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理念，使这些理念深度融入大众生产生活与地方社会治理，逐步构建起从城市到乡村、从庙堂到市井的实践养成体系，将传统文化中思想智慧转化为新时代的解决方案。

（杨金卫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张恒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