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众熟知的动物纹，常见于商代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这些纹样中的动物可分为三类：其一为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动物，如犀牛、鸮、象、蝉、熊等；其二为现实中虽不存在，但见于古代文献中的神话动物，如饕餮、肥遗、龙、夔、虬等；其三为动物的简省或变形，如目纹、鳞纹、重环纹、窃曲纹、蟠螭纹等。在诸多的动物纹中，最显赫也最为特殊的首推饕餮纹。

狰狞神秘的兽面是饕餮纹的主体，兽面上，一对睥睨天下的双目令人肃然生敬，还有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以及鼻、口、颌等。有的饕餮纹在兽面两侧有长条状的躯干、肢、爪和尾。这种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纹饰主要盛行于二里冈文化期至西周早期，这一阶段作为器物的主题花纹，常被饰于器物的主要部位，在其衰落时，其图像仅出现在器物的次要部位。

饕餮纹

今日“饕餮大餐”“饕餮盛宴”等词语是用来表达美妙感受的，其实“饕餮”在漫长的历史中词语色彩发生了重大转变，其最初的语意应为凶猛、贪婪之兽。《左传·文公十八年》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预注曰：“贪财为饕，贪食为餮。”至于“饕餮纹”的定义应始于北宋时期，宋人吕大临撰《考古图》，据《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便把这种以兽面为主的纹饰称作“饕餮纹”，沿用至今已近千年。

后世一些学者对此曾有异议，认为在被称为饕餮纹的纹饰中，有一些确是“有首无身”，而绝大多数此类纹饰有首有身，也被称为饕餮，未免名实不符，建议改称“兽面纹”。但是这种纹饰在上古时代的确切名称已不可知，目前的命名也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

在古人的意识里，青铜器上的纹饰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装饰，这是由青铜时代铜器的性质所决定的。《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明白无误地表明青铜器上纹饰在时人心中具有“使民知神奸”的神秘功用。

至于饕餮纹的原形历来仁智互见，或以为是鬼神，或以为是各种幻想动物的集合体，或以为是怪兽，或以为是龙、虎、牛、羊等，但我们更倾向于有学者所提出的兽面就是“铸鼎象物”的物，它们是贪婪的吞食者和人类的敌人，是需要控制和镇压的对象。如此解释不仅与“铸鼎象物”以“禁御不若”后古人不再遭受魑魅魍魉之害的传说相一致，而且也与上文所提及的饕餮一词的本意相符。

种种迹象表明，商周铜器上的饕餮纹极有可能来自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纹。有学者曾对二者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无论是构图形式还是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均与良渚文化上的兽面形象有承袭关系。或有疑者认为二者之间悬隔久远恐难秉承，实则二者之间的连续虽若隐若现却传承有序，在年代上居于二者之间的尚有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

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纹

1963年在山东日照两城镇曾发现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玉锛，这件器的下端两面有线刻的饕餮纹。至于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则见于一种特有的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上，目前已知这种铜牌饰已达16件之多，每件器上的纹饰虽繁简不同，但山顶部披垂到面侧的部分以及眼睛的形状，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极其相像。

龙山文化兽面锛（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二里头M4：5的绿松石牌饰

由此可见，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可视作良渚文化与商代饕餮纹的中间环节，而一种纹饰如此长时间段地流行于大河上下的诸文化体系中实属罕见，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种纹饰所蕴含的信仰、神话的神秘意义，便会自然地得出一种结论：商代继承了史前时期的饕餮纹，这不仅是简单地沿用了一种艺术审美的传统，而是传承了一种文化的信仰，承袭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这无疑在古代文化史中是很重要的现象。

如果我们再将目光放至全球，便会惊异地发现，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印第安文化中竟然也有类似的饕餮纹。人类学家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一书中，曾记录大量类似的饕餮纹，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海达人银镯上的纹饰，纹饰中的兽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极有可能是幻想中的怪兽，它前似虎，后似鲨，这种以头部中线为分界的两面对称的图案，用一种非透视的方法，在一个图形中同时表现动物的两个侧面形象。再回到中国来看，有学者曾提出，饕餮纹“既表现为物体正面的形象，同时也是表现物体的两个侧面，我们称这两种结合的方法为整体展开法……这是商周时代的艺匠们用正视的平面图来表现物像整体概念独特的方法，也可以说是透视画法产生之前的一种幼稚的和有趣的尝试”。两相对比可以看出，这两种理念惊人的相似。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和美洲西北岸印第安人，不管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相距太远，我们都知道在进行中外文明对比的研究上，务必保持严谨的态度，特别是要反对唯传播论的观点，可是上述如此相似的现象，也许不仅仅是出于巧合。

纳索河印弟安人银镯手纹

很多年以前，张光直教授曾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他认为这个连续体的地理范围包括旧大陆和新大陆，其时间至少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他认为：“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他们的文化，尤其是美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达程度，远远比我们现在从极有限的考古资料中所看到的要高得多。”“从二、三万年前到一万多年以前，人类通过白令海峡到新大陆，在这个源源不断的过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装备是相当复杂的。在这种程度很高的文化的基础上，后来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就产生了相似的文明社会。”这一假说无疑对环太平洋地区的考古研究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而以上所论或可为这一假设提供个案的支持。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