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开篇即为《五帝本纪》，而在五帝谱系中黄帝又居首位。和诸多的历史人物一样，黄帝的形象在其传承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漏虚夸、增删篡改，甚至出现“神话的历史化”或“历史的神话化”。幸而陈侯因敦铭的问世，为我们了解战国时人眼中的黄帝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陈侯因敦曾先后被著名的收藏家陈介祺、刘体智庋藏，今不知所踪，为著名的“陈侯四器”之一。敦作为古代的一种盛放黍、稷的食器，滥觞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秦后渐趋消亡，是簋的衍生器。该器器体呈球形，器盖同形，器作子口，惜盖失。三环足，两环耳，通体光素，形制同于陈侯午敦及临淄辛店M20、淄博隽山M1出土敦。此类球形敦起源于楚文化核心区襄樊——南阳地区，春秋晚期后段流传至齐文化区。

陈侯因敦

　　该器壁内铸铭8行79字，敦铭大意或可译为：六月癸未这一天，陈侯因（即齐威王）在器铭上铸——“我孝武双全的父亲桓公，你的兴邦大计能够实现，我引以为豪！（我愿意）承嗣远祖黄帝，并效法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大会诸侯以彰扬祖先的美德。诸侯敬献了纯好美铜，我以它为孝武双全的父亲桓公铸造这件祭祀时用来盛饭的敦。”此敦可供秋冬祭用，愿祖先庇佑我保有齐国的强大，使万世子孙永引为典范。

器壁内铭文

　　黄帝作为华夏儿女共同奉祀的祖先沿袭已久，但在春秋之前的早期文献中却未见其任何记载。商代甲骨文中祭祖的辞条多到难以数计，“帝”在甲骨文中更是出现了80次以上，然没有一条“黄帝”。在鬼神弥漫逢事必卜的商代，商人不可能数典忘祖到忘记祭祀“黄帝”，唯一合理的解释即彼时的殷商民族根本不知“黄帝”为何物。不宁唯是，在商周众多的铜器中同样也未见任何“黄帝”记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为黄帝之后的周人在早期的文献中不仅从未提及过“黄帝”，反而是对禹推崇备至，甚至连其始祖后稷的丰功伟绩也被认为是“缵禹之绪”“陟禹之迹”“登禹之绩”。
　　与早期文献惊人一致的是目前所见铜器中提及最古的先王也是禹，保利艺术博物馆曾征集过一件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句首即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时代稍晚些的叔夷钟、秦公簋及新近发现的芈加编钟均提及禹。另需补充一点的是，西晋太康二年间（281年）汲郡战国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载史事始于夏迄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其书亦不载“黄帝”史事。
　　目前所见有关黄帝史事最早最可信的记载应见于《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据此可知，黄帝和炎帝原为同宗，后因分别居于姬水、姜水旁，故而各自得姬、姜姓，正所谓“因生而得姓”。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吕氏春秋·慎大览》及《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之初为巩固政权曾大封先圣之后，其中封黄帝之后于铸。有关铸国的姓氏依铸公簠铭“铸公作孟妊东母媵簠”可知，铸当为妊姓之国，那么黄帝之后的族姓此时又成了妊姓。
　　其实考证黄帝的族姓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非简单的是姬非妊，或是妊非姬。即便是同一本书中也有不同的说法，《国语·晋语四》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对于这样一段歧义迭出的文献，学者们曾做过多次解读调和，愚以为在具体的释读时我们没有必要考证细枝末节，而应该明白这种“一父四母十二姓”的现象与其说产生于远古黄帝时期，不如说是夹杂了周人姓氏观念的远古时期正常的氏族分衍。
　　至于陈侯的族姓无论是出土材料抑或是文献记载均确定无疑，陈的远祖应为颛顼、妫姓，为帝舜的直系子孙，入周后虞阏父因制陶技艺精湛，故而得到了周王的器重，将长女大姬配于胡公且封于陈，为陈国的始封君，至陈公子田完奔齐，八世后陈威王取代姜姓的齐侯威震天下。由此可见，妫姓的田齐与姬姓的黄帝或“一父四母十二姓”的黄帝后裔均无关。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上古时期，各部族所祭祀的神祇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对祖先神的祭祀尤为神圣。《左传·僖公十年》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神灵是不会享用他族的牺牲，民众也不会去祭祀他族的祖先。至春秋时孔子仍言“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礼记·曲礼下》更是明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既然淫祀无福且有谄媚之嫌，齐威王又为何要祭祀他族祖先黄帝呢？窃以为，这里面既有个人的励志因素又有大的时代背景，而时代背景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该器的器主齐威王是田齐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君主，在位长达37年之久。此器属战国中期偏早器物，彼时齐威王初即位。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即位初期政局十分动荡，内临新丧外有强敌不断来袭，此时承嗣“高祖黄帝”更像是树立一个榜样来激励鞭笞自己，结合下句“侎嗣桓文”（即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与“晋文公”）考量，这样的旨趣就更为明显。随着两周古史系统的变革及战国诸子百家尤其是黄老道家学说的推崇，至战国黄帝已被赋予成“理想王者”。此时黄帝作为君主之楷模，其事迹已非止于早期文献所载的“战于阪泉”“杀之于中冀”的显赫武功，还有“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明台之议”等功绩，后世更有甚者还将一些重大的发现诸如建立官制、创制律吕、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发明都归功于他。

　　除去个人的励志因素外，陈侯祭祀黄帝的原因还有另一深层的时代背景。齐威王所处的战国时期社会已发生剧烈变革，其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地缘社会逐渐取代了血缘宗亲。周人推行分封制遂在空前广阔的地域内打破了古代部族间的血缘壁垒，使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共同体更深刻地实现了文化与血缘的碰撞，各部族之间也由最初的相争相峙转为相亲相融。春秋早期犹有姜戎氏言“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而到了战国之初子夏便称其时已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局面，华夏族至此已基本形成，同时姓族与表示其族源的远祖概念均已淡化。与此同时，各族原先的始祖也被人为地编排为黄帝的后裔，从而构成了一个整齐划一的悬拟的血缘谱系，而这种同出一系的观念也迎合了当时不同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需求。这样的现象亦见于同时期的西方嬴姓秦人，《封禅书》载战国初期秦灵公也曾“作吴阳上畤，祭黄帝”。
　　著名学者赵世超曾指出黄帝具有多样性：“既有历史上的黄帝，又有文化史上的黄帝，更有作为民族统一象征的政治化的黄帝”，结合前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战国之前无论是早期文献抑或是出土材料均不见“黄帝”，特别启人疑窦的是黄帝族姓的混乱，作为历史意义上的黄帝究竟是历史存在还是层累造成？现在尚难定论，然以现有材料可以确知的是战国之前不见“黄帝”，换言之商周时人观念里并没有“黄帝”，有关“黄帝”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实为陈侯因敦。2021年岁末，清华简《五纪》篇的问世，因其文与“黄帝”有关，故而一经媒体报道立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也由此将世人的目光再次聚焦至中华民族的开篇时代。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