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卷本中国学术史、儒学史，已经屡见不鲜，摆在案头，插于书架，却也十分壮观，但览其内容，则大多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罕能从中发现独到的见解以及新鲜的资养。最近这部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汤一介李中华主编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卷帙之多，部头之大且重，有逾于恒，还是强烈地吸引了我，令人产生一读为快的愿望。
        中国儒学史的分期，向称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而其中的魏晋六朝和隋唐一向是以玄学和佛学著称，属于儒学衰敝的时代。但是本书的隋唐卷，却对“隋唐属于佛学时代”的定论提出异议，认为即使是文教上“崇佛道甚于尊儒”，政治上奉行法家政策的隋代，儒学仍然是时代的主要社会思潮。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分立，在隋朝大一统局面下，达到会通以至初步统一，出现许多学贯南北的经学大师，刘焯刘炫尤为其中翘楚。但因书缺有间，学界对于隋代学术的探讨，一直难于深入。本卷初章，对二刘的学术思想及其行迹，根据现有的资料，如对《五经正义》中遗存的旧疏，进行深入开掘，以期发现二刘的学术思想倾向。对一些历史定论，如史载有关刘炫的两大学术疑案：献伪书（连山易）案与《古文孝经》案，提出质疑，利用内证外证以及新近发现和出土的文献，拓宽思路，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辨析，剖冤辨白，得出新的结论与评价。
        当为隋炀帝所礼敬的佛教大德智顗，在浙江创立其最早的中国化教派天台宗的时候，对隋政权彻底失望的大儒王通，却辞去朝廷的历次招请，退居龙门著书讲学，创立儒学史上著名的河汾学派，为新的治世出现培养了大批人才。作者对王通的史迹、著述及其思想作了详尽的考述，史传王通的著述《续六经》皆已佚失，现存的《中说》系其后人伪作，而《元经》一书又系宋代阮逸所伪造。作者通过对王通独特史学观念的剖析，证明《元经》绝非他人所可伪造，而且《元经薛传》亦复可观。这一系列论证，都足以推翻历代否定王通其人其事其学其书的不实之词。
        对于唐代儒学，历来是从中哲史的角度，顶多注意到唐初的经学思想和中唐韩柳等人兴起的古文运动及其与佛教的交涉，此外便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本卷作者，却从儒学的实质及其历史发展的大势上分析得出：摆在唐代儒学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外王”部分亦即政治理想如何落实的问题，亦即儒家思想制度化的问题。唐代儒者终于在开元盛世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唐律疏议》、《开元礼》和《大唐六典》三部大典的设计和立法，解决了古代礼法浑然不分的弊端，也为中华法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可贵的是自汉代草创的三权分立的宰相制度，至唐而立为国法，著为国典。对后世乃至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认为唐代所谓的“三教并重”政策，实为“独尊儒术”国策前提下的“三教并举”而已，佛道数度盛行，但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与儒学等量齐观的地位。认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出现，经学统一，史书编纂以及三部大典的制作，都体现了唐代儒者对思想尤其制度建设所怀有的深切人文关怀。作者还着重对唐儒各方面的经世思想进行了研究，并给予恰当的学术评价和历史定位。如对刘晏 “养民理财”之道的抉发，实因其能够体察民瘼，认清敝政，所以才能施行改革，用纾民困，运用一系列理财之术，达到了发展经济、培养财源，“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富其国而不劳其民的目的。
         安史乱后，痛定思痛，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儒，掀起声势浩大以复兴古文为名，实为振兴儒学的思想文化运动，开始了对思想乃至社会终极根源之“道”的追询，以及人性意义的抉发。从而建立起足以与佛道思想相抗衡的儒家道统论与人性论。韩、柳、刘诸儒有关古老天人之学的论辩，一向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作者在解释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说时，认为“胜”，并非战胜、胜利意，而是优胜之胜，是胜过、胜于之胜。是说天与人，各有优长之处，某些方面天的优势胜过于人，某些方面人的优长又胜过于天，还有些方面天人的优长交互为用，相形而长，从而使天、人的优长，都获得最大的优势互补。此即所谓“交相胜”，岂是交互战胜意！以战胜说解读荀子和刘禹锡的“人定胜天”，是斗争思维模式的误导。
        此后一直到晚唐，儒者们一方面致力于挽救世运试图恢复远去的盛世，一方面沿着韩柳所开辟的理路，继续进行道统的重续和对“道”的追寻，提升“内圣”修养的境界，以济偏重“外王”建设之不足。这主要体现在晚唐五代诸子的著作中，过去学界认为晚唐是儒学的衰落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和著作值得重视，主要是因为不了解经学之外，还有一个儒家的子学系统。虽然林慎思、张弧等人的著作和思想，并没有达到一代大家的水准和影响，但是由其所代表之唐代子学系统的发展趋向，却是值得深切注意的。如张弧《素履子》以儒学为本，袭用改造道家之“道”，使之与儒家之道融合无间，且其对道的认识，在在落实于践履之上，则尤其是对儒学的特殊贡献。
        罗隐、陆龟蒙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兼思想家，以往人们只注意到其文学造诣和对污浊政治的抨击，而忽略其思想的成就。一般认为罗隐的《两同书》为杂家著作，通过对罗隐《两同书》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实为全面会通儒道，企图在内圣外王两方面都达到融会贯通的一部著作。自魏晋以来，哲人们所致力达到的名教之乐与旷达之趣，至晚唐陆龟蒙而达到完美的统一。恪守礼法与率性天真的矛盾，在道与世的冲突之中反而成功地达至交融，从而使儒、道哲学的融合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中晚唐诸儒的子学，通过与佛道思想的交涉、排拒的同时，也已开始了对佛道思想的融合与超越，为唐代儒学写下绚丽的一笔，实已开启宋明理学全面超越佛道的先声。
        中国儒学史隋唐卷，通过对隋唐儒学大事因缘的广阔择取和深入阐释，向我们展现了隋唐儒者接续和构建儒家道统的宏大画卷，一向生疏的隋唐儒学，一时在我们眼前变得丰满生动活泼起来。

（《中国儒学史》（九卷本），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汤一介李中华主编，其中《隋唐卷》为陈启智著，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获2012年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