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赛时研究员历时二十余年精心打造的《中国酒史》，2010年9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以流畅优美的文笔、丰富翔实的材料、完密严整的结构体系、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填补了历史学界尚无对中国酒系统学术探索和历史剖析的空白，并把中国酒史的研究推进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值得大书一笔。
首先，该书广征博引，内容丰富翔实。研究中国酒史的一大难关是，“没有现成的系统史料可供搬用”（本书《前言》，以下同）。作者不畏艰辛、不辞劳苦，通过十年如一日的披沙拣金，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搜集到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先秦部分的第一、二章，除充分利用了《尚书》、《诗经》、《周记》、《孟子》等经典文献十七种外，涉及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事物纪原》四种，丛书《说郛》、《古今图书集成》两种，地志《太平寰宇记》、《水经注》、《析津志》、《吴郡志》、《会稽志》五种，诗文集《陶渊明集》、《曹操集》、司马光《传家集》、赵文《青山集》等九种，字辞书《说文解字》、《玉篇》、《集韵》、《释名》、《骈字类编》五种，医书《皇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与《本草衍义》三种，各种文献资料可谓网罗殆尽。此外该部分还吸纳甲骨文、金文等考古资料，仅引用著录甲骨文的书就有《殷虚书契前编》及其《后编》、《殷契粹编》、《甲骨文合集》等七种。将如此庞杂丰富的材料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绝非易事，显示了作者宏观驾驭、巧妙编排史料的卓著才能。更可贵的是，对艰涩的材料，作者还作出了通俗易懂的考释，例如对《礼记•月令》所载：“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的解释（31页），对《史记•项羽本纪》鸿门酒会座次项羽与叔父项梁“东向坐”、其谋士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其谋士张良“西向侍”的考释，让人读后不仅为之拍案叫绝。利用诗文证史，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仅魏晋南北朝的第四章就引用诗文多达七十四首（篇），或描述饮酒盛况、抒发饮酒乐趣，或赞誉饮酒的益处、历数谴责饮酒的危害罪过，或评论赞赏嗜饮人物的流风余韵，或印证饮酒风尚与名酒的深远影响，皆信手拈来、运用恰当，深得陈寅恪先生以诗文证史的奥妙。
其次，此前对于中国酒史的研究处于分离状态——酿酒界人士侧重于酿造技术的探讨，历史学研究人员热衷于酒文化的阐述。前者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发展规律了解甚少，因而研究有时失之武断。后者由于对中国古代酿酒的专业技术与专业术语不甚了解，因而他们“对于中国酿酒历史以及发展规律的学术研究，还始终处于浅薄状态”。作为历史专业研究人员的王先生，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熟悉了酿酒的专业技术与专业术语，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同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从国家政策取向、社会生活风习、人们的情操与价值取向、社会发展变迁趋势等诸方面，深入剖析酒文化的丰富内涵。该书不仅详尽阐述了不同时代饮酒的方式、礼仪、风习、特色，而且以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中国古代酒的发展历程、产业规模、酿造工艺流程，以及各类酒产品的产地、产源、产品属性和特征，从而成为一部内容全面、结构体系完整、剖析深入浅出、学术含量上乘的扎实完备力作。
再次，该书不仅充分吸取现有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大胆质疑、缜密辨析，澄清了事实，推进了中国酒史的研究。仅举两个实例说明之。例一：洪光住先生的《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否定了人们根据农业的兴起与制陶技术的出现推论中国酿酒起源的观点，断定中国酿造黄酒的起源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初期。该书肯定了洪先生的前一观点与学术贡献，同时质疑其后一论点，指出其研究局限，从早先谷物酒与现代黄酒的差异予以辨析，得出结论“我们决不可能把黄酒的历史推到史前时代”（5-6页）。《文物报》刊文宣称：中美考古学家找到了中国最早的酒的证据，断定9000年前贾湖人已开始酿酒，把中国造酒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4000年。该文还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美联社等国外媒体广泛报道，国内各地的报刊和网站更是大肆渲染。对此“重大科学发现”，该书作者没有随波逐流地盲从，而是冷静思考，仔细推敲考证。因为中美专家鉴定贾湖出土陶片上的沉淀物原料成分主要是稻米、山楂、蜂蜜和葡萄。该书指出：“葡萄不属于中国原生物种，汉代时才从中亚引进我国，怎么突然出现在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呢？……丹宁酸（tannin）只是一种涩味的酸性物质，不仅仅存在于葡萄酒当中……年代的久远会使原料变质，甚至酒化……或许是沉淀物原来的稻米、蜂蜡自身发生了酒化反映也未可知。”（10-11页）通过前提条件、逻辑关系、可能性等诸方面的考辨，得出的结论令人折服。批驳争鸣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强大动力，作者不畏名家权威，敢于质疑批评的精神，令人钦佩。
还要指出的是，该书的语言平实、流畅而不失优美。只要大家浏览一下本书章节目的各级标题，就不难发现作者的匠心独运与飞扬文采。试举一段正文：“兼受远古淳朴传统和现实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这个时期的饮酒形态以生活追求为表征，以酒会聚饮为形式，以感情交流为内涵，构筑出多种模式。在饮酒过程中，有人以酒为宣泄，有人以酒为寄托，有人以酒为号令，形形色色的饮酒活动同时登场，构织出秦汉酒文化的千姿百态。”（35页）言简意赅、对仗工整，读来铿锵有力，气势恢宏，极富感染力。这不仅体现了作者文思泉涌的才华与修养，也折射出其精雕细琢、打造精品的治学旨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与坊间不少语言生硬枯燥的学术著作相比，该书活泼、流畅而优美的文笔，成为其一大特色。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