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目最终成果为著作《中国荀学史》，2019年3月结项，获评良好等级，结项证书号：20190884。

课题组成员：杨晓伟、李峻岭、李玉、张明、李文娟、曾暐傑（台湾师大）、石永之。

梳理说来，整部荀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千年。上一个千年是从荀子卒后开始，一直到唐代的韩愈为止。在这一个千年里，荀子与荀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荀子的弟子李斯的牵累（因焚坑之祸），但在由司马迁《史记》确立起来的“孟荀齐号”与孟荀同尊的基调之下，仍可谓是走得顺风顺水。荀子与荀学以其独有的理论创发（“明礼义之统纪”）和卓越的文化贡献（传经），实质性地影响了汉代及以后的政治建构和学术发展。即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牟宗三先生也说：“自汉帝国之建立后，中国社会即实现了荀子这个‘礼义之统’的形态。”影响如此之深、之大，也难怪自东汉以降历魏晋南北朝以至初唐，竟然会流行起“先荀后孟”的语法和提法。但是，从唐代韩愈叙“道统”开始，荀子与荀学的命运似乎陡然间发生了转变，几无准备地就进入到了一个备遭贬抑、日渐衰微的后一个千年。韩愈在谓孟子“醇乎醇”的同时，以荀子“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而决绝地将其排除在了儒家道统之外，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在经过短暂的争论之后，“扬孟抑荀”的格局和传统开始形成。至北宋的程颐再至南宋的朱熹，在“道统”的甄定中，荀学被连根拔起，程颐曰：“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亦曰：“荀卿全是申韩。”“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如此一来，不难想象，在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元明两朝，荀学的处境是何等的凄凉！见斥于儒门之内，被罢祀在孔廟之外。荀子与荀学犹如大海中孤独的落水者，绝望、无助，头出头没、气息奄奄，直到明亡清兴。遗憾的是，给荀子和荀学带来莫大希望的清代荀学复兴运动最终却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原因何在？本课题的研究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清儒和宋儒一样，同样迷失在了一个“以孟解荀”的思维误区中而不自觉，谬误相袭，积久成习。所以，尽管他们意识到了荀子及其学说的独有价值，并为荀学复兴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并解构宋儒关于荀子“大本已失”的基本论定。本立而道生，本失则道穷。如此而然，“大本不立”的荀子和荀学在儒家和儒学当中哪里还会有立足之地呢？

那么，宋儒到底是如何“以孟解荀”的呢？黜宋崇汉的清儒又为何没能跳脱宋儒“以孟解荀”的窠臼而终致荀学复兴功亏一篑？本课题同样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课题认为，宋儒的基本论定根源于他们对荀子人性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性”和“伪”的误读和误解。本来，在荀子的概念体系中，“性”仅仅是一个用来指称人与禽兽之共通属性即人的自然生理之质及其欲望（耳目口腹之欲）的概念，而“伪”则是人天生而有的一种植根于人心并以“辨”“义”为基础而趋向于善并成就善的能力。也即是说，在荀子的观念中，“辩”和“义”即是人之所以能“伪”而成善的内在根据之所在，因而也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之“大本”之所在。质言之，荀学中的“大本”并不是在“性”上立，而是在“伪”上立。然而，在宋儒“以孟解荀”的思维理路中，“性”和“伪”完全脱离了其在荀学中的本义而变成了用以否定荀学自身的根据和口实。一方面，在解读中，宋儒想当然地用孟学中具有“人之所以为人”之内涵的“性”概念去替换了荀学中仅仅用以指称人的自然生理之质及其欲望的“性”概念，于是乎，“人之性恶”这一本义只是在说人与禽兽共通的那个属性具有向恶之趋向的命题，在浑然不觉间变成了一个用以表述人之本质意义的命题——“人性本恶”；而另一方面，对于“伪”字，宋儒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直接将其解读为虚伪、诈伪之“伪”，于是乎，“其善者，伪也”这一本义只是在强调“善”之成就需要人基于其“辨”“义”之能以作出积极努力的命题，也同样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个可以证明礼义外在因而缺乏内在根据的命题。如此一来，荀子、荀学的命运就这样在浑然不觉间被粗暴而简单地决定了——礼义既然是由虚伪或诈伪而成，那么“性”在荀子这里当然也就是“人性”的全部和本质了；既然荀子曰“人之性恶”，那么此言一出，当然也即意味着荀子“大本已失”“大本不立”了。

宋儒是如此，那么清儒又是怎么做的呢？诚然，清儒对荀子“伪”字的理解确实与宋儒不同。清儒接受的是唐代杨倞注《荀子》时对“伪”字的解读，曰：“伪，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故‘伪’字‘人’傍‘为’，亦会意字也。”毫无疑问，与宋儒把“伪”字解读成“诈伪”“真伪”之“伪”而谬之千里相比，杨倞的注解更接近于荀书“伪”字的本义，确实具有纠错矫枉的意义。但是，清儒没有意识到的是，杨倞将“伪”与“天性”对置起来的做法，事实上却又在不知不觉间偏离了正解，且由此而对后世产生并形成了严重的误导，使“伪”在世人眼中完全变成了一种没有内在根据、纯粹外在而后起的工具性行为。“善”由“伪”而成，而“伪”既然是外在的，那么礼义之“善”当然也就失去了其内在的根据和源头。而对“伪”字有如此之认知，也就决定了在“性”字问题上清儒较之宋儒不可能有任何的突破和建树。因为杨倞或清儒对“伪”字的解读与程、朱对“性”字的解读，之间非但没有扞格和抵牾，相反，却形成了彼此间的呼应与支持。“性”在内，“伪”在外，里应外合，清儒竟然以自己的方式坐实了宋儒的结论！清代荀学复兴运动之失败，自然而必然，无所可逃。由此，也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在“伪”字的解读上，牟宗三先生并不认同程、朱，走的是杨倞和清儒的路径，但在“性”字上，却仍然得出了与宋儒程、朱一样的结论——“高明不足”“大本不立”。

作为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中国荀学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荀学两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整理和反思之作。课题进行过程中所完成的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已经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甚至韩国和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本课题所着力解决的问题——如何避免重蹈清代荀学复兴运动的覆辙？如何在挖掘荀学现代价值的基础上，真正恢复荀子、荀学在儒家和儒学中的地位？恰恰正是当下荀学复兴不能回避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运动的持续和深入，本课题的研究及成果会愈来愈凸显出其影响和价值，在学术史上，《中国荀学史》必有其一席之地。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