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

传统的宗祠，是为宗族祭祀、崇拜宗祖所用。这种在传统社会时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繁衍与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化形式，目前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传统家族文化的载体，宗祠正在经历由南至北的重塑过程。宗祠的重塑与农村“聚族而居”的现实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社区建设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重要元素。

“宗祠与乡村社会”，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外学者多将传统宗祠置于“国家—社会”的框架中进行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祠研究表现出历史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的特点，也更聚焦于“地方性”的宗族实践。具体来说，围绕宗祠在乡村社会中的结构性功能，部分学者持有肯定性态度，他们或通过分析祭祖仪式的功能，或通过考察宗族组织的结构，或通过论述祭祖活动的宗教性，来阐述宗祠所具有的内聚力。也有学者更关注宗祠的社会分化功能。比如Freedman和Watson都认为，“枝节化”会导致宗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和矛盾滋生。

除了宗祠的功能分析，围绕其社会评价、变迁、乡村治理的困境等，学者们也作了纷纭多元的解读，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创新的可能。具体来说，第一，在对宗祠重塑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地将宗祠与其他乡村庙宇或传统民俗一并谈之，从而忽略了宗祠特有“人本乎祖”的精神渊源与“妥祖睦族”的文化功能，因而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专题。第二，通过梳理当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传统宗祠的功能，可以预设，宗祠所具有的宗族血脉续修的意义，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之间联结与制衡纽带的重建。第三，既有的研究成果也展现了宗祠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因此本研究在肯定宗祠对乡村治理“德治”“自治”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兼顾对其消极影响与合理引导的分析。

宗祠的内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乡村社会“自治”与“德治”的发展，但缺乏引导就会影响社会的有序运行。因此，本研究分析了当代宗祠与乡村治理的社会关联与功能关联，以正确引导并合理利用这一传统因素的正能量，挖掘其内源式力量，以此创建乡村社会的“善治”模式，更好地引导传统宗族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

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本研究选取20个已修建或正在修建宗祠的乡村，以其具体的宗祠文化重塑过程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当下宗祠重塑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1.梳理转型期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与新特点。作为宗祠文化的历史社会根基，传统农村类似于滕尼斯笔下的封闭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地域边界和责任边界，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社区经历了多重变迁，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和特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运作逻辑的结构分析，至少由两部分实践叠加而成：一是乡村的内生秩序，分析重点包括家族主义、宗族组织、道德规范、地方精英等内容；二是外部的权力秩序，主要分析国家权力或意识形态对农村秩序的维系与改造。两者均应视为宗祠文化重塑的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转型期农村社区建设的四个新特点：第一，封闭性减弱，流动性增强；第二，集权专制性减弱，民主自治意识增强；第三，同质性减弱，异质性增强；第四，利益关系强化，合作意识淡化。

2.提炼当下宗祠重构的依存逻辑。借助于宗祠重构的具体事例，本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这一实践的依存逻辑。第一，分析各类参与主体在宗祠重构过程中承担的角色，尤为考虑以下三类主体——地方精英、基层组织和普通村民；第二，分析宗族力量在宗祠重构中发挥的作用，比如宗族意识和宗族资本等因素；第三，考察围绕宗祠重构而衍生的相关文化展现形式，比如祭祖活动、宗祠戏剧、经济合作、社会合作等；第四，考察新时期宗祠规范，比如在族群、性别、时间、仪式等方面的禁忌和规制，并与传统宗祠规范进行比较研究。

3.分析新时期宗族文化的嬗变特点。当前的宗族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一些传统因素得以延续和继承，比如“聚族而居”的现状、血缘延续和差序格局的文化意识、一定程度的家长制作风等。但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破“四旧”、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以及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作用，重塑的宗族文化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具体如下：第一，宗族成员的吸收秉持“泛血缘关系”和“跨地域联系”原则；第二，宗族组织的运作机制更具现代性；第三，宗族的管理方式由宗法专制型向民主法治型转变；第四，宗族的社会功能从政治性向社会性转变。

4.总结宗祠文化重塑的积极意义。结合实证调查与既有理论，先从四个方面分析不同地域宗祠重塑的作用：第一，对当下乡村治理的补充与完善，有助于增强乡村自治的弹力与活力；第二，借助仪式唤醒集体记忆，促进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强化；第三，促成权威与民主并存、情感与理性并存的新宗族主义，推动宗族合作的创新发展；第四，推动价值观念的统一，建构忠信孝悌、家国天下的文化价值观。

5.阐述宗祠文化重塑可能存在的问题。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有的参与主体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过于强调“封建迷信”论，忽略宗祠文化传承的正面价值。第二，重构过程中存在管理与引导的偏差，比如管理权责不明、缺少有效监管、利益原则与文化导向失衡。第三，宗祠重构导致一些“枝节化”问题滋生，比如仪式过于繁奢与高端化，加剧社会分化；迷信思想附势蔓延，有损社会风气；宗族之间对立倾向强化；宗族组织的过度发展，挑战村级正式组织等。第四，宗祠文化面临后续发展的问题，比如重塑之后再瓦解、年轻人漠视、现代性因素缺失等。

6.“善治”视域下的对策探讨。在客观而辩证地分析宗祠重塑的功能与问题基础上，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第二，澄清认识，明确传统文化与迷信之间的界限；第三，坚持引导与依法管理并重，其中包括合理定位村级组织角色、规范宗族自治组织行为、完善相关的管理与监督机制等；第四，重塑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宗祠文化的积极功能，引导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精神文化支撑。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1.学术价值

本研究以宗祠重塑模式与乡村治理模式为双重标准，分别选取多个个案，通过跨地域的对比分析与综合分析，清晰地梳理宗祠与乡村治理的社会关联与功能关联。

将多地的实证调查资料整理为系统的资料库，为西方学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道路”的窗口，为他们从事理论创造提供中国经验性来源。如此，逐步丰富和改变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以现代性理论为主轴的社会学理论。

2.应用价值

从“怎么样、怎么看、怎么办”的角度梳理宗祠文化与乡村政治—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宗祠重塑与乡村振兴”同构的“善治”模式。

以小见大，借宗祠祭祖分析民间信仰在农村社会的发展逻辑与社会影响，以此为据为“宗教善治”模式提供理论和制度支持。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