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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永之: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天下主义研究
发布时间:2021-08-25 11:41  作者: admin        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报道》2021年3月16日第132期 阅读量:



选题意义

中国传统天下主义的文明之光自尧“协和万邦”开其端绪,舜以承之。尧舜之所以能够“协和万邦”,是因为他们以天下为公,尧舜二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调。先秦诸子皆称颂尧舜,继承尧舜的天下主义而又各自有所发展,孔子“祖述尧舜”,道家主要强调天道自然无为,墨家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围绕着天下主义而进行的,法家虽称颂尧舜却以为不可行之,而成为了传统天下主义的异端,秦政就是其实践。满清末期政府腐败无能,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因此被带入一个新的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之中,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变种。面对如此变局,国人重新开始思考天下国家问题。康有为认为天下大同思想可以仁济天下,但在丛林法则主导的殖民体系中大同思想显然寸步难行,灵光一现的中国近代天下大同思想很快就被蜂拥而起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潮所取代。

1990前后,天下主义再次被激活,并逐步成为学术热点。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中国传统天下主义的重要性,同时也认为,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还需要进一步拓展。赵汀阳自创了世界制度哲学的天下体系,中外学者多有评说。许纪霖认为,新的天下主义需要去中心、去等级化,创造一个新的普遍性之天下。因为朝贡体系是一个同心圆结构,这一天下主义的历史形式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干春松认为,天下主义所要超越的正是具体的家、国利益本位,从而确立起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因为家天下的君主制难以真正贯彻天下为公原则,而且必然会出现改朝换代所导致的治乱循环,从而危及和平体系。天下主义要求核心国家必须文明而又强大。历史表明,当中国弱小之际,这个和平体系就会陷入战乱。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由国家主义主导的,这一理论肇始于马基雅维里。国家主义的第一个核心观念,是国家利益至上。这一观念在四百多年前的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系列合约中得到充分体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国家主义取代了世界主义。汤因比说:“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第二个核心观念是均势和平。和平与安宁主要出现在欧洲列强势均力敌之时,弱国总想维持均势,而强国则致力于打破它,于是西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悲喜剧轮番上演。第三个核心观念是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利益至上必然会形成贸易保护主义。

除了国家主义之外,西方也有世界和平主义,如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这一理论被人视为现行联合国制度的理论来源之一,在国际法方面发挥了推动作用。自称继承康德衣钵的罗尔斯也提出了他的国际正义理论,但他认为,自由民主国家除了自卫之后,还可以用保护人权的名义而发动对他国的战争。这就给那些国家利益至上的人武力干涉他国留下了理论缺口,罗尔斯并没有彻底摆脱国家主义。

现在需要吸收中国的天下主义和西方的世界和平主义,尤其是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以助益中国正在大力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需要超越文化中心主义,将传统的朝贡体系改造为“协和万邦”的新体系。在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接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平等的观念;在经济方面,扬弃朝贡贸易,吸纳世俗化普世主义即经济自由主义的优长,提倡自由贸易、公平竞争、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主要研究内容

一、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尧舜“协和万邦”是天下主义的开端,先秦诸子多有论说,大禹之后,朝贡制度成型,商周继其统绪,美国学者费正清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春秋战国之际,天下无道,诸侯混战,秦汉以后,朝贡制度除了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之外,也用于处理独立的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朝贡制度在明代达到高潮,在清末解体。在中国的世界秩序被瓦解之后,中国文化主流并没有接受西方的国家主义理论,而是坚守了中国传统天下主义的价值观念,在理论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风靡一时,在政治方面,孙中山先生以民族主义救中国,以民族主义实现天下主义,先救中国,然后救世界。这说明中国的文化基因是非常优秀的,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屈服于强权逻辑,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也坚持了天下主义的人类和平真理。众所周知,拯救中国的道路艰难曲折,那么拯救世界的道路也绝不会唾手可得。这首先需要复兴天下主义的文化,唯有天下主义文化的复兴,方可以拯救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世界,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战争热点不断涌现,受战火袭扰的人民苦不堪言。贸易保护主义让今天的世界经济举步维艰,老百姓不堪其扰。

二、西方的国际主义。国家主义是西方传统政治学的主流,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陷阱、古罗马的世界帝国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直至今日之现实主义,皆以国家利益至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中,就只能以大国之间的均势维持短暂的和平,正如康德所言,通过所谓的均势维护持久的和平,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

西方国家主义的演变有一个过程,在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帝国奴役同盟国,遭到绝大多数同盟国反对,他们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决定惩罚雅典,而修昔底德却认为,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才导致战争的爆发,这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是立场决定观点的臆想。古罗马人武力征伐,靠劫掠发家,逼迫战俘充当他们的奴隶,还用《万民法》将这种罪恶行径法律化,擅长殖民且善于用军事、政治、经济手段控制被征服的国家。可但丁的《世界帝国》却用基督教神学思想来证明,人类需要罗马人武力统一世界来实现世界和平。

马基雅维里提出了近现代国家主义理论,他通过发现“国家理由”的真实性质影响了西方,形成了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主义理论,今日仍然活跃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如英国的卡尔和美国的摩根索等皆有取于它,而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已经有了人类和平主义的追求,不再属于马基雅维里主义。

三、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一部思想深邃、构思奇巧、短小精悍的伟大著作,是西方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关于人类永久和平启蒙。康德继承和发展了圣·皮埃尔和卢梭的永久和平思想,希望人类能够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逐步向人类永久和平迈进。康德认为要彻底实现人类的自由,就需要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为永久和平提供保障的就是大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本身,大自然的目的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人类需要领悟大自然的智慧,即天意,通过历史哲学的哥白尼转向,以天意为立足点考察人类历史,就可以发现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也是永久和平。康德就这样把自然和自由连接在一起。康德和中国传统天下主义最重要的契合点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出于天意。

四、目的论形而上学。人类永久和平需要建立新的目的论形而上学。大自然的智慧,需要超出存在者整体才能够有所领会,这是“物理学之后”亦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问题。所以说,人类的和平问题必然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作为人类对这个世界总体看法的学问是不可或缺的。科学的进步恰恰促进了人类理性对大自然目的认识的深化,历史认识的进步会促进人类对自身历史之终极目的的探问,在目的论形而上学中,可以将大自然的目的和人类历史的目的连接起来。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目的论的形而上学思想,但丁在论及世界和平也谈到目的论,而康德晚年的永久和平思想中,已经形成了目的论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因此,为了人类的和平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和平为目的之目的论和平形上学。

五、目的论和平形而上学。目的论的和平形而上学,以人类爱的能力和理性能力为基础,综合运用这两种能力,但强调仁爱优先于理性,道德哲学优先于政治哲学,以仁爱为道德根据,和平形上学的政治哲学以人类的理性能力为根基,以天赋的平等为其逻辑起点,尽力维护本质上属于人类的自由。总而言之,和平形上学的核心观念及其顺序就是:仁爱、平等、自由。

大自然赋予人类两种能力:爱的能力和理性能力。人是一种共在性的社会动物,任何两个人在一起都需要爱,因此,人类需要用爱的能力建立道德哲学。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能够运用理性设计复杂的政治制度以维系共同的生存,这就需要人类运用理性能力建构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只能建立在人人都有天赋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之上,维护本质上属于人类的自由。人类在两种能力的运用上应该是,仁爱优先于理性,仁爱建立道德哲学,理性建立政治哲学,平等是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自由就是政治哲学的目标。而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及其排列顺序是由历史给出,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逻辑。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顺序应该是:仁爱、平等、自由。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在学术价值方面,加强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天下主义研究,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改善目前由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世界和平主义失语的被动局面;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有利于中外和平文化的交流与融通,化解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共和。

在应用价值方面,在中西比较视域下研究天下主义,有利于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现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国际正义只是主权国家利益博弈的一种平衡策略。如果能够从理论上比较合理的解释天下与国家的关系,更有利于解释中国的和平崛起。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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