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第三届“江苏社科名家”在宁颁奖。这是江苏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当前我省宣传文化领域最高荣誉奖项。公丕祥、叶南客、任平、郭广银、徐康宁、赖永海获奖。这六位学者潜心研究、咨政建言、立身育才，为江苏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本期智库专访6位获奖者，请他们第一时间分享获奖感言，建言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公丕祥：畅游思辨海洋，探求法的真理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这既是对我个人的鼓励鞭策，也是对全省法学理论工作者的肯定和期待。”谈及获得“江苏社科名家”称号，公丕祥直言迎来一个新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公丕祥即将从南京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毕业。时任系主任冯世昌教授找他谈话，希望他留校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尽管对哲学更感兴趣，但他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正在迈入一个法治时代，法学教育与研究成为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这个“虽然带有某些偶然机缘但却相伴终生的无悔选择”，开启了公丕祥的法学学术生涯。近40年来，面对众多成果、荣誉，他常怀感恩之心。“自己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党组织的关心培养，离不开同事们的支持帮助，离不开学界前辈同仁的教诲指点。”

术业有专攻。随着岁月积累，公丕祥逐渐形成了法哲学和中国法治现代化两个重点研究方向。在他看来，这两个方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即对大变革时代中国的法治发展进行理论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波澜壮阔地展开。以理性的目光，与现实世界相撞击，自觉审视这个伟大变革时代所提出的法学与法治问题，是当代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

“法学是一门实践理性的学问，关注现实、回应现实是法学研究应有的品格。”公丕祥说。2002年1月，他暂别工作了20年的南京师范大学，进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1年的司法工作经历由此开始。做研究也好，当法官也罢，公丕祥觉得“都很有意义”。在司法机关工作，可亲身参与现实法治实践，从中领会一些深奥的法学道理；而学术研究需要沉下心来，潜心思考，在思辨的海洋里探求法的真理。

学术之路是艰辛曲折的。对于做好学问，公丕祥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严谨踏实，二是思辨能力。“需要满怀对学术生涯的憧憬，根绝一切犹豫彷徨；需要一种严谨淡定的态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需要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探求法的真理而奋力前行。”在法哲学与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学术道路上，还有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有待开掘、解释和回应，特别是揭示法治现代化中国道路的内在机理，阐释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智慧。“我将与法学界同仁们一道，把握时代问题，坚持不懈求索，以期不辜负变革时代的法学期待。”最后，公丕祥引用《伊索寓言》里的一句名言：“这里是罗陀斯岛，就在这里跳吧！”

记者 颜云霞

叶南客：社科研究应有“人民需要”这把尺

教授、博导，江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生活方式研究会会长

“一分提名，十分责任，要以更多努力更大成绩，回应人民的期待。”谈到获得“江苏社科名家”称号，叶南客惦记的是，如何让社科工作为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创造更大价值，如何把系统内的认可变为老百姓的认同、把奖杯变为老百姓的口碑。

叶南客的研究方向之一是人的现代化，长期关注人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质量的提升，对民生幸福满意度有着天然敏感。在他看来，从事社科工作一定要把人民放心头——选题从人民中来，调查到人民中去，成果为人民服务。心中有“人民需要”这把尺，做社科研究就有了鲜明导向，在前瞻性和现实需要中找到平衡点。

《重建人的时代震颤》《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边际人》《中国人的现代化》《人的质量的时代意义及其开发提高战略》……叶南客大量的著作及论文聚焦人的发展。关于城市与文化发展的调研，也往往把落脚点放在人民需要上。“城市的现代化，要以人民的尺度为尺度，注重群众参与度提升和满意度评价，建设人民参与型城市。”叶南客对研究成果的介绍，同样释放出浓浓的民生情怀。

理解叶南客这样的学术态度，就要追溯到他的求学生涯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早期。赶上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时年18岁的叶南客成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大学生。他认为，自己的成长之路见证了伟大的时代变革，耳濡目染的是江苏大地在改革春风下勃发的生机，是江苏人民在奋斗拼搏中展示的活力。对时代、家乡、人民的感恩之情，奠定了叶南客学术研究的扎实基础。1982年到1985年间，叶南客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正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带队在江南农村调研，他有幸拜费老为师，走上了关注民生、追求民富、探索“美人之美天下大同”的学术之路。

深入一线的调研经历，更加深了叶南客对学术研究“人民尺度”的理解和感情。上世纪80年代初，他花了3个月时间深入江苏吴江的田间地头搞调研，花了半个月进驻厂里搞研究。“社科工作者只有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才不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是叶南客的研究法则，也是他对江苏社科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下一步，叶南客的重点研究方向是文化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不论是文化繁荣还是城市发展，都离不开关于人的讨论。“让人民需要与研究项目之间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是社科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乐趣所在。”叶南客说。

记者 袁 媛

任 平：提供更多理论创新和思想产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苏州大学政治系副主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获评社科名家是崇高的荣誉，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任平说，我省哲学社科人才总量不小，但大师大家偏少。社科名家评选，体现省委对繁荣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殷切希望，以及通过哲学社科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图。

任平认为，江苏既需要哲学社科大师，也能造就大师。江苏哲学社科工作者应以更大努力、更大激情，提供更多理论创新和思想产品，为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做好智力支持，以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彰显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江苏贡献。

任平长期从事发展哲学研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逻辑。他结合江苏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原创理论。首先是新现代性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不是马克思主义当年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更不是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倡导的现代性，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现代性。他解释说，西方的资本现代性，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和全球的对抗分裂，需要不断通过战争来洗牌。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更加文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合作发展道路。西方有很多现代性理论，但中国不照搬照抄，而是根据实际和需要，将现代化与以大机器生产为核心的第一次现代化、以信息化发展为基础的第二次现代化相结合，进而提出新型理论，包括城市化、新型市场化、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等理论。“发挥市场、政府两种作用，将市场分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这就解决了亚当斯自由放任和凯恩斯政府失灵等理论的弊端。”

任平还提出了差异型社会理论。即在社会治理方面承认合理差异，但通过逐步共享，最后消灭差异。还有新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即今天的全球化和过去全球化完全不同，过去的全球化理论会导致中心边缘分裂、西方支配等霸权逻辑，而新全球化理论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全球化可看作3个百年：从1840年到1949年，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从1949年到今天，是自主输出型全球化阶段；今后，是自主辐射型现代化，即向世界辐射我们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方案。

“哲学社科服务社会、造福大众，需要做好理论规划，特别要多同年轻人交流，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谈及研究心得，他如此作结。

记者 周静文

郭广银：让优秀人才适时脱颖而出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特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我很珍视‘江苏社科名家’这一荣誉。”郭广银表示，自己长期管理工作和教学科研“双肩挑”。2015年11月卸任东南大学党委书记时，上级领导和东大同志们对管理“一肩”给予充分肯定，这次获评“江苏社科名家”则是对自己业务“一肩”的褒奖认可。

郭广银1977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学术生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正是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她逐步学会了教书育人，学会了社科研究。“我感恩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感恩于组织提供的机遇、平台和良好环境。”她说，荣誉不只属于她一人，更属于工作过的所有单位，属于一路走来遇到的许多人，包括指点迷津的领导、教她带她的老师、精诚合作的同事、教学相长的学生……

郭广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高教管理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9月，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系里为了开设伦理学学科，派她去北京大学进修学习。其间，她托哥哥从山东老家寄来一辆自行车，方便前往人民大学、北师大“蹭课”。一年后回到南大，作为学科带头人，她与同事一起创建了伦理学学科，为一届届本科生讲授伦理学课，指导了一大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研究不止，笔耕不辍。多年来，她发表论文达170篇，主编、合著或参与编写出版著作10多部。其中《伦理学原理》一书较早提出道德调节的对象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三大类关系，提出人与自然关系道德、人与自身关系道德等富有前瞻性的见解，伦理学界将该书视为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思想要更好地服务于现实。”自担任省中特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特发展研究院院长以来，郭广银不断在全国重要媒体刊物上“发声”。近期，东南大学中特基地、智库主要学习研究、阐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表了《从历史进程看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全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我将以此次获奖为新起点，坚持立德树人，做好‘传帮带’，在培养帮助中青年社科人才上多做工作，为加快建设社科强省持续作出努力和贡献。”郭广银也希望，江苏能一如既往关心社科人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改进评价评审办法，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让优秀人才适时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记者 杨 丽

徐康宁：让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现实

经济学博士，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

与徐康宁约定的采访时间，是在他上完两节课后的短暂片刻。谈及获得“江苏社科名家”的感受，他这样回答：一是值得好好珍惜的荣誉，二是多了一份责任。“获奖意味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取得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同时在指导青年学人方面要付出更多努力。”

从进入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其间又在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深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徐康宁从事经济学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整整走过了40个年头。他很欣慰于自己从事专业的时间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重叠，亲眼见证了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深刻变化。

1984年大学毕业后刚两年，才20多岁的徐康宁，就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这对他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是个不小的激励。谈及学术成长经历，徐康宁笑称他是“幸运的”，在相对年轻时就发表了一些有“档次”的文章、拿到国家项目，在学校和同行里“脱颖而出”，并较早地担负起领导学术团队从事学科建设的重任。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大学正处于从单一工科院校向综合型大学转型的起始阶段。作为学科带头人，他为学校创办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如今已建成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设立经济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尽管担任了15年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但他始终在学术研究第一线，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被引用率已经超过千次。“做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一种情怀，也需要有宽阔的视角。”徐康宁说，在这个时代研究经济问题，家国情怀是前提，是保证发现问题和深入研究问题的必要条件。

与书斋式学者不同，徐康宁在不断寻找学术与现实之间的接口。为了更充分地了解外部世界，他每天都会阅读相当数量的英文材料，每年都花不少的时间到企业、开发区做调研，与企业家、城市管理者对话。凭借对现实情况的熟悉与理解，徐康宁几乎每年都要完成两三个对策性、应用性的研究课题，撰写的研究报告和课题报告也都得到委托单位的好评。在他看来，除了极少数特定领域外，理论研究应当对现实有指导性和具有成果转化价值。

“江苏社会科学要为文化强省作出更大贡献，一是要加强前瞻性、预见性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解读上；二是要能够与国际对话，推动优秀成果走向国际；三是多出优秀新人。”徐康宁用这几句话结束了采访。

记者 魏晓敏

赖永海：循名责实，由高原向高峰突破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

“江苏省社会科学界确实存在高原较多、高峰较少的问题，江苏社科名家评选，是改变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抓手。”赖永海说，评选出来的江苏社科名家应该“循名责实”，为所在的专业或学科实现高原向高峰的突破做出应有的贡献。

赖永海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儒家哲学，重点在挖掘儒家“人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探讨和论证儒家的“人学”思想，包括作为道德层面的为仁由己，作为伦理层面的忠恕之道，尤其是作为民族精神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他认为，传统文化存在着如何“处理好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问题。就传承方面来说，主要是把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出去，服务于社会道德建设，造福于人民大众。

赖永海经常给年轻人开讲座，关注、提升他们的心灵世界。他认为，如何做人是整个儒家思想最核心的问题。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儒家的回答是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有人格、有道德的人，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人，对他人、家庭、社会、国家有用的人。“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契合，与其本质要求高度一致。”

赖永海学术生涯的另一个聚焦点是佛学，集中研究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佛教与儒学的相互关系和融合发展问题，中国佛学如何发展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并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潮等问题。

近年来，赖永海出版了很多研究专著。比如，在佛学研究上，他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编撰了全球首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这部通史总计15卷、700万字。此外，他着力探讨和揭示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互关系，揭示作为中国化佛教代表的禅宗是如何在中国古代社会条件下，通过儒佛交融对印度佛教进行创造性地改造和创新性地发展，最终使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深刻影响。

在进行儒家哲学和中国佛学研究过程中，赖永海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文化的传播、发展规律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是一种更能从根基上去找出原因、揭示规律的研究方法。根深方能叶茂，方有硕果。赖永海的郁郁学术之树，也正是如此！

记者 周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