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偶尔翻阅《光明日报》，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的信息，埋藏于心中的文学梦火花瞬间点燃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在山东省委党校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旧房间找到了“报名处”。凭一张“公费医疗证”报上名，领到了“准考证”。1980年5月30日至31日，在省委党校小礼堂，满满一屋子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考者趴在破旧的连椅上，写了近12个小时卷子。几张答卷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实现了我从中学语文教师到文学研究者的梦想。

由于我报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来到社科院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到刚刚成立的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社科院住房十分紧张，办公室租借省委党校的一层楼，刚来的研究人员则住在军区一所。后来玉函路的两座宿舍楼建成，我和刚刚以助理研究员身份录取到语言文学所工作的蔡启伦同志住在一个房间。

来到社科院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语言文学所全体同志在所长程湘清和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蔡启伦同志的带领下，精诚合作、团结奋战，成功举办了“山东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山东社会科学院成立三年来举办的第一次全省性学术盛会，成功奠定了语言文学所在山东学术界的第一块基石。

1981年8月11日至17日，山东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青岛举行。社科院领导十分重视，院党委书记李书厢同志亲临会场，程湘清、蔡启伦总体负责。我作为他俩的助手参加了这次讨论会的组织工作。

程、蔡二位是责任心很强的同志，做事十分认真。会议之前的准备工作相当周密：一是向全省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发出邀请函；二是致函省外著名学者邀请与会；三是制作鲁迅半身塑像；四是与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协商安排会议场地和食宿事宜。

1981年是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使长期禁锢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被砸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禁区被全方位解放，来自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老中青学者参会积极性极其高涨。本来发出60位代表邀请函，不料要求参会竟达130余人。

这次会议得到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会议经费本拟由我院全部承担。不料消息传出后，山东省文联、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积极参与，主动汇来会议费用，加上省政府拨来的专款，这样办会资金就绰绰有余了，这使我们全所人员大受鼓舞。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派了两位同志专程来济南向程、蔡同志汇报会议地址、食宿等安排情况，并带回已经做好的百余个鲁迅半身塑像。至此，筹备工作圆满就绪，会议于8月11日在青岛汇泉礼堂隆重开幕。

这次研讨会是我参与组织的第一次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影响至深。

这次研讨会实际上是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的会师大会、检阅大会，也是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开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誓师大会。大名鼎鼎的田仲济、孙昌熙、薛绥之，朝气蓬勃的孙慎之、朱光灿、赵耀堂、任孚先，还有来自各高等院校的一大群在读研究生齐聚青岛。白发苍苍的赵家璧先生、这位《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者，年逾花甲的钱君匋、这位曾为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设计封面的老书法家，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鲁迅研究专家袁良骏等都不辞劳苦来到青岛。张天翼不能到会，特别委托他的夫人沈承宽女士赴会，并带来她亲笔撰写的学术论文《鲁迅与张天翼》。

开幕式十分隆重，坐落在青岛汇泉湾畔的汇泉礼堂济济一堂，坐满了关心鲁迅、热爱鲁迅、研究鲁迅的各界人士。代表们聆听了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同志作的题为《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主题发言。副省长余修同志作了漫谈式的讲话，回忆了鲁迅先生在北平的两次演讲。薛绥之教授的发言十分专业深刻，他以十分厚实的资料，论证了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策略。赵家璧先生讲述了他亲自邀请鲁迅先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导论的经过。我们都希望钱君匋先生能在大会上讲一讲他对鲁迅的印象。老先生掀髯一笑：“老夫不擅言语，给大会写几个字吧”。他大笔一挥写下了“黄河入海流”几个苍劲大字。

开幕式后的分组讨论更为热烈。蔡启伦虽然为与会代表分了组，但允许流动，不受组别限制，这就使代表们的发言更符合个人的研究方向，更有利于学术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中青研究人员畅谈各自的鲁迅研究成果，坦诚讲述个人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规划。会上会下，从会场到餐厅、从白天到晚上、从海水浴场旁到太平角湛山路的雪松下，讨论是那样地热烈，心情是那样地欢快，对未来的中国学术研究充满了信心。我受这次会议的感染，此后数十年雄心勃勃地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洪流当中。

在这次研讨会上，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薛绥之教授。按照预先得到的信息，薛老于开幕式前一天到站。由于蔡启伦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与薛教授为师生关系，便让我和他一起到青岛火车站去接站。没想到薛老忘记了多带几件衣服，却带了两个大箱子的书稿，每个不下三十斤重。他说正在编写关于鲁迅先生的一套书，会议期间的分分秒秒都不能耽误。有一天晚饭时，蔡启伦同志发现薛老迟迟未到餐厅，就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看看。我轻轻推开房门，他老人家正在埋头写作，忘记了时间。我从餐厅给他端来一盘清淡可口的饭菜，他高兴地一面吃饭一面和我攀谈起来。问我从山师毕业之后十余年去了哪里，现在正研究什么，准备写点什么。我说我这十几年一直在乡下中学教书，准备写一点关于文学研究及王统照方面的文章。他思考片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科研工作知识面一定要广，但研究课题一定要专，抓住一个点，挖深挖透，一辈子做一件事，再笨的人也会有所收获。薛教授寥寥数语，使我终生受益，尔后近20年，我都是在王统照研究方面下功夫，果然收效显著。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纪念讨论会之后，我与薛老有几次书信来往。1982年春节后不久，他在省立医院住院，我去看望他。他介绍我参加在海口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那次大会上，我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程湘清、蔡启伦两位老领导，不仅学术造诣深，而且为人宽厚，做事认真扎实，是我一生敬仰和学习的榜样。这次会议，我作为他俩的助手，体会十分深刻。开幕式那天上午，我们提前两个多小时到达汇泉礼堂，程、蔡二位站在礼堂大门口，一左一右，向前来赴会的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用餐的时候，待代表们都入座之后，他俩才插空到各个餐桌吃饭。会议期间，安排代表们到崂山参观，所有代表都上车入座后，我发现程湘清竟然站在车厢里没有了座位，我急忙请青岛市社科所的一位同志叫来一辆轻型面包车，程湘清却让年老的教授们去坐小面包车，自己留在大客车上。蔡启伦则主动提出留在宾馆处理会务，放弃了到崂山参观。

会议期间成立了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筹委会，我被推选为筹委会委员。我们所向大会提交的三篇论文后来均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论文集》，其中就有我写的一篇，那是我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8月17日，历时7天的山东省纪念鲁迅诞辰百周年讨论会圆满结束。送走所有代表，我们语言文学所的全体同志于8月19日乘夜车带着满满的收获、怀着甜甜的欣喜回到济南。

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扩大了成立不到3年的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影响，对语言文学研究所队伍的成长壮大有奠基性意义。尤其是关于山东现当代作家研究，逐渐成型，在山东学术界有了一定名气。

令人惋惜的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举办后不到一年，蔡启伦同志就因病住进了医院。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院派出两位医生由我带队到北京协助他治疗。我们语言文学所的同志包括程湘清轮流到北京守护他。但天不假年，病魔仍无情地夺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工作者的生命。1982年8月9日13时，蔡启伦同志病逝于北京第四医院，终年48周岁。正当盛年却英年早逝，这是我们语言文学所的一大重创，也是山东文学界的一大损失。8月16日下午3时，我院在栗山殡仪馆隆重举行蔡启伦同志追悼会。我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忆往日与启伦交往，泪如流。”我和蔡启伦曾同住一个房间，他去世后，一大堆《咏鲁诗稿》还摆放在他的书桌上。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恍如昨日。

欣逢我院建院40周年，仅以此文纪念那个热血沸腾令我梦想成真的年代，纪念那些辅助过我、令我敬仰，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人们！

王立鹏学术简介

王立鹏，山东阳谷县人，1963年毕业于阳谷第一中学，同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1968年毕业分配到高唐六中、齐河四中任英语、语文教师。1980年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到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2003年6月退休。主要著作：《王统照的文学道路》《茅盾与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翻译文学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小说通史》等。小说《勾挂鼻方略》、散文《有事者事竟成》。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及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山东省茅盾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山东省文史馆终身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