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社会学界的领导和同仁邀请我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可以让我们过把跨界达人的瘾。贫穷的哲学、敏感的宗教、说不清的马列，应该说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哲学已经脱贫了，现在哲学家过的很好，马列通过马工程基本上说清了，但是宗教还是很敏感，到现在仍然还在继续。所以这几年我努力希望宗教能够脱敏，但是宗教没有脱敏，我凡倒成了一个敏感人物。

关于宗教，它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对我们社会学界的人关注是义不容辞的，而且应该说在今天的世界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李院长讲到了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一批他们认为所谓专制主义的国家推翻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有着非常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实际上捅了蚂蜂窝，导致今天的美国、欧洲日子不好过，所以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做好我们自己的宗教工作非常重要。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核心方面谈了三点，一个是坚持我党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二是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发展，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应该说是我们党关于宗教理论和政策的一个延续和一个集中的表现。当然，在谈到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习主席也强调要防范和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看宗教？如何在中国处理宗教问题？今天我们反思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到目前相关的争议也没有尘埃落定，所以我下面谈的，是仅供一个内部的参考，我希望这个不用公开发表，以免引起一些异议，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建国以来关于宗教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就可以了，这样心里有数，对于今后中国宗教工作该怎么做，可以积极的建言献策，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开场白。

我想今天主要谈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建国以来关于宗教问题的三此论争，其中包括60年代、80、90年代以及最近方面的论争；第二是讲一下当前宗教研究中的热点，这里面涉及到四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无神论的关系，第二是宗教学、无神论和神学的关系，第三是积极引导宗教还是批判否定宗教，第四是党员新教与信徒入党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应该说已经解决的了，我们党的理论和政策说的很清楚，但是一争论反而出现了一些非常模糊和多元的认知。所以我想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做一个梳理，当然这种梳理仅供参考。

首先我们看建国以来关于宗教问题的三次论争。第一个是60年代关于宗教与迷信的论争。这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围绕宗教与迷信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讨论。它的甲方主角是牙含章先生，他在1959-1964年在一些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乙方是以游骧、刘俊望在1963年《新建设》发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的几个问题”，对牙含章的热点做了回应，为第二场论争做了铺垫。

说起来当然比较复杂，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就想把它简单的概括一下，实际上牙含章先生他在相关的文章中主要是针对宗教和迷信是什么关系谈了很多观点，他的主要论文在1964年《无神论和宗教问题》出版，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关注。他认为马克思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是泛指，而是专指，不是说的一般宗教，更不是讲原始社会的宗教，而是论述当时德国无产阶级面临的革命任务，也具体是指当时的宗教而言。

所以这样它就已经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论述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说的很清楚了，所以第一次关注到马克思关于宗教问题的时空背景，这应该说也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它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争论，就是关于宗教和迷信的关系区分，反对方认为宗教和迷信是一回事，世界上的一切迷信都是宗教。这样的话，这个观点当时在我们理论界很有市场。牙含章先生认为宗教是迷信，从意识形态认知上来讲，但并不是一切迷信都是宗教，他认为宗教是相对而言的，认知比较精致一些的迷信，要高于很多低俗的迷信，所以从这个问题上来讲，初步把宗教跟迷信做了一个区分，应该说这是第一场争论在这个方面谈论的。

反方认为，宗教从来就是人民的鸦片，宗教一贯是人民的鸦片，而且一切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观点主要是梁浩、杨真在《新建设》1965年发的文章，我们注意到，杨真就是我的导师的笔名，所以文革前赵先生是强调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观点的，而且也批评了牙先生在美化宗教，认为它这个观点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以这两方的争论，应该说没有一个定论，没有结论。后来随着文革的开始，就终止了，这是第一场争论。

第二场争论，就是80到90年代，关于宗教是否为鸦片之争。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发展以来，关于马克思所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述，应该说仍然是当代中国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也是最为激烈的焦点。对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学术界也没有达到共识。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一场大讨论，跟第一场大讨论是有关联和延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述。

由于南方的学者和北方学者的主要观点是明显不同，加上南方与北方刊物所载文章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们学术界称是南北论争，甚至是南北关于鸦片之争。这是当时非常激烈的，这是相对而言，南方一个是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当时是关注宗教现实问题，他们出了很多宗教现实问题的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美国当时有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把上海社科院的一本论文集全部翻成英文。另外一个就是南京，当时南京大学金陵神学院有一批学者，他们认为要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宗教，不能把宗教看成人民的鸦片。

坚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学者，主要是在我们所，当时的主任吕先生和副主任张先生，主要是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强调这是列宁所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个基石，这种理论。所以形成了南方方面的一个截然对立的观点。所以当时发表了很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各抒己见，争论非常激烈。但是他们都宣称，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的基本理解和理论权势。

在这个观点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北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北方有两赵，一个是找铺出，他在中央党校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强调宗教具有文化的意义，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中国的语境中一定要慎重。另一个就是我们谈到的找初三先生，这是他用他的真明，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堡发表文章，也强调不能简单把宗教概括为人民的鸦片。而且赵先生认为宗教是鸦片这个说法，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流行。比如说海涅，还有一些启蒙思想家，甚至连英国的主教当时都提出来，因为当时鸦片在欧洲就是一个镇痛剂这么一个药物的作用，所以大家谈到鸦片的时候，没有更多的蕴含。但是在中国谈鸦片，是因为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深受鸦片之害，所以对鸦片是深恶痛绝，所以语境是不同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关于宗教到底是不是人民的鸦片这个争论，也没有结论。最后慢慢就消沉下来了。

所以在这个讨论中，应该说我们所的吕大吉先生对宗教是否是人民的鸦片的认知，这场讨论以后，他自己进行过反思，所以他后来的观点也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是认为要客观的、要根据具体的处境来分析、研究宗教。也就是说认识到中国处境，尤其是1949年中国社会主义处境的宗教，跟欧洲19世纪当时马克思时代的宗教，和20世纪初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的把宗教作为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把它普泛化，这实际上又是通过这场争论，达到的一些自我的调整和反思。所以这是第二场争论。

在这之后，就开始更多的我们中国的学术界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宗教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功能，也就是说根据具体的社会处境来看待宗教。因为马克思主义论述宗教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什么？是社会产生了宗教，所以宗教是社会的反应，社会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社会。所以在西方宗教学里面，一般认为马克思也是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所以宗教社会学有三大奠基人，一个是法国的杜尔海姆，宗教社会学这个词是他提出的，他主要是原始宗教、始祖图腾的分析，第二是马克思·韦伯，他就提出宗教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反作用，所以这是在信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体现出来的。所以马克思·韦伯的著作最早在中国不是宗教学界，而是经济学界，学经济学的人就想，在一个大的社会发展中，一个成功的经济运作中，它有一个潜在的精神力量，中国的潜在的精神力量是什么？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带着这个问题就找马克思·韦伯。第三个对我们影响更大的就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强调，社会产生的宗教，宗教是这个社会的反映。这个论断应该说就是我们所应该坚持的。所以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不是孤立地说的，他前面在黑格尔的导演中谈到了德国社会的分析，所以他是对当然苦难的态势和对当然苦难的抗议。在这前后中间我们看到，马克思对当时的宗教处境是充满了同情，马克思在谈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后，提出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宗教的批判当然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这是当时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理论界引发的一场大讨论。这样的话，引申到马克思强调，要代替的是法的批判，是政治的批判，是经济、社会制度方面的批判，所以这样的话，就走向了非常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场争论使我们中国学术界开始深刻反省，如果在不同的时空处境中，对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加以分析和理解。所以这是第二场论争。

这个论争中有个小插曲，我本来想跳过，再讲一下，刚刚任命的中央社会主义院长潘岳，他是第一副院长，他接替叶小文，在21世纪初的2001年，他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他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一个新的解读，认为如果把它归纳为鸦片论，这主要是基于列宁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世界观上的基石的思想。所以列宁的结构强调要对宗教做斗争。所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他认为这种理解是僵化或者失误，所以在当时的宗教界或媒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也有人批评潘岳的观点过于偏激。这是对第二次争论的一个序曲。

下面我介绍一下当前宗教研究中的争论。这个争论，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围绕这四个问题来展开，所以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大的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无神论的关系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认识及宗教研究上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应该纳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框架里面来进行。这是我们比较坚持的观点。但是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完全另外的一个体系，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现在这个学科怎么定位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归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里面，或者在大的框架里面可以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定位里面。所以它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脱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进行讨论。因为无神论它涉及的问题也是关于神的存在与否的问题，所以它跟马克思对有神论的研究和批判是紧密相关联的，所以这是现代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当然，很不幸的是，在第三次讨论中，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所以本来我们研究宗教的同志都说，我们有三个原则，一个是右边，一个是靠后，一个是让人，不想冲在风口浪尖，但是这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所以当时王院长非常关心我们，说我为你这句话调整一下，右边、靠后、去天堂的时候让人，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但是这场争论没有办法，被卷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宗教学跟宗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什么样的关系，也是其中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方面，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是跳过来讲。课件留在这儿，大家有兴趣可以进一步细看。就是宗教学、无神论与神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宗教学大家都知道，是1873年马克思米勒发表的宗教学导论标志着这个学科的成立，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到今天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宗教学的研究，应该说对宗教研究学科化的发展，而且宗教学的诞生，当时在强调比较研究的观点。所以当时马克思米勒强调要对多种宗教进行研究。德国著名的哈拉可比较反对，说要研究一个宗教就行了。而多种宗教的研究，正是西方宗教学的开端。所以我们认为，宗教学是独立于西方的基督教神学而发展出来的，当然这个学科现在还在进行中，没有像我们的社会学这样完善，它还有学科建构方面的争议，包括名字到现在还没有敲定。

这是从宗教学的范围来讲，我们认为无神论问题也应该是纳入宗教学研究的范围，宗教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宣纸研究者的信仰，所以这是宗教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但是批评方就认为，宗教学还是神学，你研究宗教学就是变相的搞基督教的神学，甚至批评者讲，宗教学是神学，这话是我自己讲的，而且把我讲的这句话在哪篇文章上都点出来了。所以我只好重新翻出来这篇文章，但他讲了前半句，我后面还有半句话，他没有用。所以这样的话，我认为无神论研究当然可以作为宗教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进行研究。但是批评者认为，如果把无神论研究放在宗教学里面太委屈了，所以他们要求独立。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形成了建构上的独立。

大家可能会观察到，这三次论争都跟我们的研究所有密切关联，为什么这么讲？牙含章先生后来是我们的研究员，后来才当了民族所的所长。赵先生1964年建所以后就一直是我们的副所长，在我们所工作。第二次论争更明显，是我们所的一些研究人员参与。第三次也是主要我们研究所的一些人员参与，但后来2009年有部分同志分出去，到了马院。这个关于无神论作为这个学科的问题，所以就追溯到批判法轮功。批法轮功的话，我们社会学所的同志大概还记忆犹新，当时法轮功现象出现以后，我们院招进了三个研究所商讨如何应对，一个是我们所，一个是社会学所，一个是哲学所。一开始我们社会学所是信心百倍，说是通过我们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来对法轮功进行剖析。后来了解到基本意图以后，社会学所就感觉到这种社会学方法没法用，所以他们就急流勇退，就退出去了。哲学所当时我们就提出，因为他们跟李岚清同志都打了报告，要建立一个无神论的杂志，这个杂志当时院里就想定在哪个所，当时是哲学所和我们宗教研究所作为考量，当时牛副院长曾经提出，这个杂志就用科学与神，我们感觉到这个名字不妥，所以我是立柱这个杂志名字要叫科学与无神论，因为既然是中央要让我们办一个无神论杂志，我们就应该旗帜鲜明的把无神论亮出来。这是我跟我的同仁坚持今天这个杂志的名字是当时这样定下来的。

当时哲学所希望不用无神论，用一个更学理的名称，就可以弄到哲学所。结果因为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所以哲学所也退出来了。所以批判法轮功就成了我们所一家的任务。当时我们所研究民间信仰的任务，在咨询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对法轮功现象要慎重。所以古代历来王朝治理所谓的邪教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容之则仰功，急之则生难。我们后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就用了前半句。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当时我就接受了这个很不好干的活，因为最早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我不是研究这方面的，我就打退堂鼓，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我就躲不掉了。当时中南海我也去过几次，我建议过把法轮功定义为宗教组织，尽量避免用邪教。但是后来说江泽民同志说已经定下来了，不能改了。所以我们就说尽量用邪恶的说教，不要用邪教。因为如果是邪教的话，我们学术界认为这也是属于宗教范围的。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自己有宗教信仰，把违背反对我这个信仰的看作是邪教，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我们党的宪法规定的相关政策，是有宗教信仰自由，但这个宗教信仰自由说的很抽象。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邪教不是宗教。所以学术界对我批评也很多。我就走上了批判法轮功的前列。当时大家还记忆犹新，我们党和政府是动员和全国的力量，当时法轮功在全国修炼有300万，觉得一举打下去。但是实践证明，不仅没有打下去，法轮功反而成了我党、我们政府最大的反对力量，在境外势力非常猖獗，而且在国内也没有停止。自从批判法轮功以后，我的恐吓信、恐吓电话就一直不断。最近的恐吓电话就是他们被610抓了以后，给我们寄来恐吓信，说当年反对我们的都被抓了，你也在我们的多少多少号。所以这样我们觉得无神论的研究理所当然跟我们宗教学有自然的观点。

在2009年任先生去世以后，他们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强调要独立出去，独立出去当然我也是同意的，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所，一个是马研院，因为哲学所知道原来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现在到底无神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归属在宗教学和归属到马克思主义研究。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就是这些同志认为科学无神论是指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所有的西方的无神论，这都属于科学无神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我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才能算做科学无神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西方近现代的无神论，包括费尔巴哈的、包括尼采的虚无主义的，这些无神论能算作科学无神论吗？所以从这里来讲，这个争论到目前也还再继续。现在有的同志也在跟中央打报告，希望我们社科院能建立一个无神论研究所，其实他们以前想建立一个研究中心，我也是坚决支持的，但是我认为无神论研究一定要提高它的学术研究的内涵，你不能喊句简单的口号不解决问题。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这个争论现在还再继续。

最后是涉及到的积极引导宗教还是批判否定宗教。我们的观点是对宗教应该加以积极引导，在积极引导，就应该多谈宗教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的因素。这样来防范它的消极因素。但是批评我们的同志认为，现在宗教的积极因素谈的太多了，要多提宗教的消极因素，要谈宗教跟我们党、跟我们的意识形态、跟我们理论的分歧、对立。所以我个人认为，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宗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氛围中发展的，而且从1949年以来，中国宗教通过改革，跟我们党和政府是有着密切的结合。所以这样的话，我认为应该在积极引导方面下工夫。从这个意义上，积极引导宗教就包括让宗教界爱党爱国，所以宗教界要爱党，这是我提出的。为什么？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爱这个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他怎么做到爱国？既然要爱党爱国，它就跟我们党的一些精神和理论体系要自觉的保持一致，如果有问题，我们党和政府应该积极引导。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有些同志不同意，说宗教跟我们是完全对立的，在根本上有分歧。所以说简单点，就是你把宗教拉进来还是推出去的问题。所以我想叶小文当国家宗教据局长的时候有句经典的说法，他说你硬要把宗教当敌人，宗教有一天就会成为你的敌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国家据初步统计，保守来看，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已经达到2亿，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1倍。而我们所搞的调研，我们觉得中国宗教至少达到3亿。当然我们的调研数据说的可能比较多一点，上面可能不采纳，但是我们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也是建国以来在以前的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下搞的最大的一次调研，是跟国家宗教局、国家统计局搞的。我们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要解决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第二是底线是稳定压倒一切，宗教上不能出乱子，要吸取西方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

如果要做到稳定压倒一切，我们讲，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积极引导，这个积极引导，就是在理论上要说透，再一个是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要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这就涉及到几乎全民信教的地区，如何管理这些少数民族或者几乎全民信教的地区，我们党的建设怎么办。从这个问题上，现在有很多分歧，最后就涉及到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的问题。

我们党已经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教，这是作为政治组织的一个铁律，当然是不能动摇的。但是宗教信徒入党的问题，列宁在1909年前后写的两部著作，非常明确地提出来，当然是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宗教信徒，包括神职人员是可以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有两条，一个，他们要用户我们的党纲，如果反对党纲，把他们清理出去。第二，他们不能在党内传教，而党内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这是1949年以前，我们党根据这个原则也发展了很多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加入我们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1949年以后，有人问起周恩来总理这方面，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周总理说的也是非常包容，如果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也可以让他入党，因为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的转变，它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党在理论上、实践上已经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就是在去年发表了文章以后，我认为一些宗教界领袖和精英人士可以考虑让他们入党。这篇文章在新华文摘4月份转载，当然他们转载的时候比较慎重。这就开始对我批评，党员信教是你作为共产党以后，你信教，这是走下坡路。而且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宗教信徒入党都是说的通的。这最早也是我们院内展开的批判，那时候在情报研究院，请了我们所出去的一个同志和教育部的同志批评我，我写了回应文章，这样就有一个部级领导干部站出来批评我，支持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王院长参会表示支持我的观点，而另外一个省部级领导干部，也就是叶小文同志也站出来支持我的观点。所以这样在《环球时报》上就有几位省部级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在去年贯彻落实中央宗教工作的精神的时候，在中央党校办了个省部级研讨班，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点名让我去做一个报告。当然敏感问题，我们不再提，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场争论。当时我跟相关的同志也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理论争论的问题，如果觉得这个做法不妥，跟我们党的组织部门去谈，对我们现在宗教信徒入党和党员信教问题做一个分析，而且可以从国际上的情况做一个分析，找出最佳的对我们发展的道路。这不是说我们学术界的理论问题。所以他们批评我的同志说，说我提出来宗教信徒可以入党，我说这不是我提的，这是列宁提的，是周总理坚持的，我没有这个理论水平。这场争论最后引起了我们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到今年就基本上不再讨论。中央领导也谈到，宗教信徒入党的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现象，是有的。而且十年规划，我们今天的宗教团体里面，有我们的党组织，有不少的宗教领袖都是我们的党员。这种状况到今天还在延续。这是我刚才说的全面管理、不留死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现在宗教发展很快，这种无序发展，如果我们人不进去，不再进行管理，会失控，失控将来就会出问题，尤其是到边远，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地区，你说你不在这里发展党员，党支部就建立不起来，没有党支部这里就会失控，境外势力就会到。这是简单的道理。当然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讨论是有一些忌讳，我们中央领导同志非常睿智，就说这些讨论是避少避多，不宜公开讨论。所以以后我就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将来如何解决，这给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研究党建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是我们最近的这场讨论的一个基本进展。因为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我现在看我已经超时了，所以在此打住，这种现象我特别希望我们社会学界的同志关注，来为我们的社会建设、我们党的建设建言献策。谢谢大家。

（本文据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卓新平主题报告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