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上总结，就是一点感想。刚才春光所长说这次临时跟王建提一点要求，我想说，咱们纠正一下，不是要求，是一个协商。另外，咱们办了这么多届的全国社科院系统所长会，很多省院的社会学所都先后承办过咱们这么一个会议，今后我们就像刚才春光所长说的一样，可能也还是期待有条件的社科院研究所，能够和我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起合作，来办好这么一个会议。王建所长接盘，这是我们第一个市社科院接办承办所长会，以前我们基本都是省社科院承办。据我们了解，目前省会城市还有一些计划单列市，还有一些副省级城市，也都成立了社科院，大多数这样的社科院，就是市一级的社科院，刚才讲了，这几种类型的市的社科院，也都设有社会学研究所或者相关的研究所，比如社会发展研究所，就像我们中国社科院一样。从全国来看，能够举办全国社科院系统一个学科、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会，我掰着指头算了算，就我们社会学具备这个。我上午跟卢老师也讨论这个问题，就我们社会学具备这个条件。因为我们社会学这个学科高度团结，同时基本上省市区社科院，都设有这么一个研究所。其他学科省市区社科院，我们刚才讲其他市的社科院，它设所的名称或者学科归类，是多种多样，社会科学都是奇奇怪怪，都是结合当地的实践来设的。所以很难说社科院系统经济学所所长很难开，就像我们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研究所一样，还有工青妇、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等，所以它很难形成。但是中国社科院有这个所，到地方社科院又找不到对应的所，所以我们社会学所确实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能够形成这么一个平台，我们社会学队伍有这么一个条件，可以走在一起，来学术研讨、工作讨论、关于发展等方面的前景的讨论等等方面。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更好地珍惜这么一个机会和条件，把我们所长会办的更好一些。

今天2017年度的全国社科院系统社会学所所长会议，我看了看，只有少数两三个省的没来，大多数的省的社科院系统的社会学所都来了领导、所长和学者，提供了发言题目的也有快20多人，相比于去年略有增长。我们也有幸地邀请到了咱们省市的领导、中国社科院的领导，还有学者，来给我们做主旨发言或主题报告，总体来讲，内容还是相当充实。尤其是上午，梅市长介绍了莱芜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唐洲雁书记论述了社会学学科在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中的使命和作用，也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要求和期待。季缃绮省长在介绍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向大家介绍了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对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包括对山东院开了个口子，搞这个工程，同时也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软实力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以及在当中扮演的角色。所以现在我们也某种意义上感到高兴，就是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咱们哲学的重视，应该说也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机遇，中央从领导，包括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十八大以来也是不断的讲，我们要建设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他们有人做过他讲话的统计分析，讲这个问题的频率还算可以，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很多很多问题发表了讲话，其重要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咱们也相关，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去年的5.17讲话，都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看作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领域。而他讲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当中，他说有五路大军，咱们是五路大军之一，全国社科院系统、全国高效系统、全国党校系统、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就是政府的研究机构系列，大概是这么五路大军。我们是排在第二路。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中央包括我们省里对社科院的发展是高度重视。

我们李培林院长做了一个很好的辅导报告，阐述了他对新时代的理解我觉得这个理解既比较好的抓住了中央十九大报告的实质精神，也有他自己对这个新时代的理解，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主题报告有三个，卓新平老师的宗教热点问题、袁红英院长的关于他们建设省情数据库的过程与目前的进展，还有取得的成果，还有我们王春光所长做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的主旨报告，这三个领域都是很分散的，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很关心的，比如精准扶贫的问题，我们在座的我相信所有的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大家也都或多或少的能够感受到在实际执行精准扶贫战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实践当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自己曾经总结有几化，我现在也记不全了，一个是扶贫任务部门化、扶贫责任个人化、扶贫资源集中化、扶贫效果差异化，我记得我总结有四化，我们的精准扶贫里面的四化。所谓扶贫任务部门化，尤其是在县一级，所有的部门都要分领一些任务，包片、包村等等，任务到了部门，部门就把责任交给个人，你要带哪个户，这个户、那个户，刚才春光所长也讲到，结果形成了一些尴尬的局面，贫困户说贫困产业你帮我们做，我们不脱贫你也升不了职，一些尴尬、奇葩的格局。资源集中化，因为扶贫资源，尤其是在和市两级，部门之间资源多寡不一，有的部门强势部门、强力部门，他们资源要相对很多很多，那些弱势部门相对来讲没什么资源，所以在扶贫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出自于强力部门有肩膀上也有责任的干部、个人，他能够带着扶贫对象的资源，要远远多于来自其他部门的干部。结果你就会发现资源配置有集中的趋势，然后扶贫效果差异化，扶贫主体带去资源多的，扶贫效果好，扶贫主体带去资源少的，扶贫对象得到的好处就少。所以这也不符合我们讲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所以我总结的四化不一定科学准确，但是有几种现象。我觉得春光所长的报告尤其是给我们更加具体、更加深入、更加分层次的揭示了扶贫工作之难，难就难在制度、体制、机制不协调、不系统，扶贫办法，包括所谓的精准，并不科学，采用的很多办法其实都是应付性的。这是带来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

卓所长的报告，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宗教学研究队伍当中，关于宗教究竟是什么，以及宗教与无神论、信教人员入党和党员信教等一些理论问题研究上的争议和争论，触及了一些很深层次的与体制相关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给我们一些理论上的启发，可能我们也听的不够过瘾。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想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宗教信仰的人员队伍扩展情况、内外结构格局、宗教信仰人员的增长与它的内因和外因，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究竟是一些什么，而这种扩展，对于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的影响，无论它是正面的、积极的，这是很多人肯定的，或者是负面的、消极的，也是很多人批评的。究竟是个什么程度，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比如说会为不同地区的影响会是不一样的，无论从方向上还是程度上，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些方面，其实是我们社会学，也是他们做宗教学研究的人，是他所不能够想到的问题。我们做社会的人，做宗教社会学的人是应该关注的问题。所以我想可能要做专题研究，我们CSS有一些关于被调查人信仰的一道两道题，但是我们拿来分析的时候，它跟其他辩论相关的时候，区别度不高。所以我们往往把问题调查了，放在那里，数据我们很少能用的。因为发现不了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做专题调查才行，作为大调查里面控制变量来加以数据采集是不够的。这是我想从卓所长的报告里想到的问题。

袁院长的报告，其实更多是讲到了我们如何构建一个省情数据库，来服务于新型智库建设，工作应该说是卓有成效，我也插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所里，我也在领着大家做类似的工作，大概包括六七个板块，首先是研究文献数据，大型抽样调查的定量数据，田野调查的记录数据，包括文字的、音像的数据。然后就是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入口链接系统，然后就是国家和省两级相关各种官方统计数据集成，这是一块。然后就是我们想的还要有一个学者个人档案库、档案馆。然后服务于一个是加强学术资料的积累，第二就是方便已有学术资料的深度开发，第三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平台。我们想打造一支包括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的服务中心资料库，以及其他各种数据库的各种功能综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档案平台，我们也是希望在将来我们各省市区社科院，也能够参加，我们也设计一下建立一个开放平台，将来能够把全国社科院系统的社会学所全部链接到一起，形成一个无形的科学社区，一个无形的研究网络平台。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山东社科院也在开展这个工作。

接下来，我们下午也进行了分组讨论，有两个组，分别就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以及社会服务与社区治理，围绕两个主题进行了讨论，我也看了一下，我也参加了一个小时的讨论，感觉大家对问题的关注和看问题的准确度，很多方面都让我感到是值得我学习的。

讲完这些之后，也可以算是一个总结了，但是只是一个我自己的观察体会，接下来我还想就两个问题讲点想法。一个就是加强我们社科院系统的社会学所，真的是要加强对十九大报告的学习，要深化对于新时代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要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去挖掘，从十九大报告里挖掘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课题，从短期来看是要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从中长期来看，是要加快我国社会发展相关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储备。我们这些年来也看到，包括我们所在内，说社会学的春天来了也罢，但是中央或者有关部门来要求我们咨询，要我们写一点东西，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很多东西要我很快的拿出东西，我拿不出来。这与我们社科院的整体定位，某个方面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说，知识储备和知识生产，这两个方面对我们社科院系统的社会学所来讲，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有的老师可能会说，学十九大，学这个那个，这不都是政治任务，跟我们学者有什么太密切的关系吗？我的想法是，关系非常大。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必须充分的认识到，对中国来讲，经济的发展也罢，社会的发展也罢，文化的发展也罢，它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前提，基本的政治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体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些东西是切切实实、实实在在的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着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实实在在的影响。当然，也是实实在在的对整个社会的变迁、转型，发生着深层次的内在的影响。我们如果忽略这些深层次的内在的影响，来做所谓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我们就不能够把握好中国的问题，就不能够实现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个任务，包括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的任务。特殊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特，西方国家他可能表面上，比如说社会学不会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它的基本前提也是这样，资本主义体系，这是它的基本前提，它围绕这个基本前提展开研究的。同样我们也是一样，你是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体系之下，所以你不研究这些东西，不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前提性、背景性、基础性变量，纳入我们社会学的研究中来，我们如何能够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内在的逻辑它的可能的趋势？所以我反复在我们所里讲，不要觉得学习十九大、十八大等等是政治任务，实际上正好是平时我们学的少，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任务下来，我们正好可以抓这个机会。就想想决策当局究竟怎么决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标，究竟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机制、路径来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能达成，他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比如说原来小平同志提出来，我们三步走，到上世纪末建成小康社会，后来小康发现还是有问题的，平均水平到了，但是内部差异很大。但是我们后来提了一个概念，叫总体性小康。它一系列语言、用词上的斟酌，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现实社会发展过程、趋势、问题等等这些东西的把握。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加深这个东西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新时代这个概念，我是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刚才我们组的汇报人也做了一个说明，确实是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意义在哪里？我观察了一下，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搞的比较好的，大概都是35年左右要陷入、要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可能因此陷入一个停滞不前，甚至是困苦的一个境地。我们来看看东亚、韩国，刚才上午有院长提到了，199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它在什么时候开始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以正好是35年左右。但是我们看到，韩国恰恰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像我们总书记讲的一样，中产阶级开始要话语权。日本，也是从二战以后，大概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它到80年代中期到了高收入水平，一个广场协议把日本搞的陷入25年迷失的20年。但一个协议真的就是唯一的原因吗？不是，而是这个国家经过30多年达到这么个水平，下一步究竟朝哪里走，不清楚，没有准备。我们再看我们的台湾地区，同样是这个情况。从50年代开始搞土改，然后它也搞土改，然后到80年代蒋经国先生逝世，后来到李登辉，1992年开始出乱象。你看拉美国家，在50年代、60年代，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结束，开始起飞，然后同样大概到八九十年代，分别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然后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个现象“拉美陷阱”，也是停滞不前。中东和北非的情况我就不再多说了。

所以后发现代化国家，有的还不是现代化，后发现代化国家或者就类似的快速发展的国家，经过35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达到所谓的中高收入水平以后，确实面临一个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领域究竟该怎么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面临的挑战、困境会是很严重的。我刚才举的这些国家，无一不面临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理解新时代，不仅仅是说从政策文件上来看，确实是有新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从历史经验、国际经验上看同样也有这样的东西在里头。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挖掘。

当然不仅仅要挖掘文件里有的东西，也要看看文件里什么东西没有，或者什么东西曾经有，现在突然没了，为什么？我刚才在那里讲的时候提到一个比如说社会工作，原来都有，很重视的，这一次报告一个字未提社会工作，为什么？这里面就有我们社会工作本身对自身的专业服务领域、对象等于要解决的问题，它的界限不是很清楚。我记得前年在上海开会议的时候，有一位所长说现在的社会工作不过是一碗心灵鸡汤。当然我们搞社会工作的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学里的社会工作系，一下子上了几百个，比我们社会学系多的多，大概是我们的2倍。但实际上你回头去看，从本科也罢、研究生也罢，毕业以后的就业，在所谓的社会工作领域里就业的，占毕业生的不到1/3，甚至可能更低。我们的社会工作参与队伍参与的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从社会组织来讲，可能是合适的，但我们知道，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回头我们就会看到。我参加过一次大兴的社会服务购买项目评审，几十个项目里，超过1/3，甚至一半，是关于办一个书法培训班，办一个音乐培训班，办一个围棋培训班，办一个象棋培训班。注意，它不是说社区书法活动班，或者是社区音乐活动，不是这种，它是叫培训班，但实际上你会不会写字，写不写得好字，这不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这个责任，社会也没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个人的事情，你怎么能要求政府来购买这个培训，给个人培训提高个人素质的这种活动？我们更多的老人，更多的需要矫正的青少年，他们需要那些服务，这才是真正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为之负责的，而不是国家普惠政策能够一揽子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小众化的特殊的服务供给。我们社工应该是在这些方面努力，所以我们回头要去思考为什么这次没提。我们上个月在上海开的社长会议讨论的时候，讨论到这些问题。

但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还要看我们一直期望有的东西没有，仍然没有，继续没有，为什么？比如我们一直在讲要有家庭政策，尤其是计划生育以后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从宏观上来讲存在的问题，与家庭联系不紧密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系统的、新型的家庭政策，来给予支撑，来加以解决。我也看了，仍然还没有家庭政策这种概念，社会人才有了，但是社会人才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仍然只是一个托底的作用，还是说它具有像经济政策一样的作用？它是一门独立的社会政策体系，还是服从于经济政策的一种政策体系？这些大的理论问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所以我们讲，不仅要挖掘有的，还要看没有的。总的来讲，短期要为决策服务，长期要为知识生产和储备服务。当然还有其他问题，由于时间问题我不再多说，我总结一句，我们社科院的社会学所和高校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同时我们跟政府的研究机构也有不同，我们是学术研究+智库研究，这是天生的，天然赋予我们的两项使命，如果把这两项使命结合好，是一个大的挑战，一个大的课题。我个人觉得首先要做好学术研究，其次我们要在学术研究做好的基础上做好智库建设，不做好智库建设，我们又如何区分于高校系统？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第一位的当然还是学术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成果，我们要善于做这个转化工作。在转化研究的过程当中，要具备四大视野，一个是要有理论视野，第二是要有应用视野，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特色，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为什么说我们的基本前提条件、制度前提，前变量，要有这个视野。第三要有历史视野，第四要有比较视野。我注意了一下，从古到今，至少是从现代社会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以后，所谓的那些学术大师，没有一个人是斤斤计较于本国、本地区的问题，而是把眼光真的像毛主席说的一样，放眼世界，大量的研究都是基于多国比较，然后提出一般理论概括，加以提炼形成理论。这样它才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们说学术大师肯定是塔尖上的人，但无论塔尖还是塔底，都需要有一种比较的视野。具备这四种视野，对我们社科院社会来讲，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支撑作用。

当然，最后还要感谢本届所长会的操办单位，我们山东院会议中心的同志，还有咱们社科院社会学所相关的同志，他们付出的辛勤努力，保证了我们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同时我也感谢王健所长，成都社科院接盘了，这是一个大好事，她也讲了，我们到成都开会，好处大大的。当然，咱们到雪野湖这儿来开会，同样是很诱人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我还是特别的感谢王健所长。前面哪个小组汇报人也说了，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完善咱们的所长会议，我觉得他提的很好，确实需要完善，比如说我们人本来就不是很多，不像年会，一两千人，要想有准备的、想发言的，能够充分的表达，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到的。第二个，我们还要尽早的确定主题，给大家留出充分的时间酝酿，给更多的人机会到这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成果。过去我们7月份才开始发起征集会议，实际上我们完整的论文很难收集到，这也影响我们原来的一个打算的实现，就是我们要有成果，要能够产生社会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成果，我们只能是关起门来在这儿自说自话，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能够拿得出手的成果，代表社科院系统社会学所的成果，向社会宣布，向社会昭示我们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我想可能我们在这个方向还要再努力一下，好好想一想究竟怎么办。晚上7点半以后，我们所长也坐在一起聊聊天，看看大家咱们这个平台如何建设，才能更好一些。我就说这么多，罗罗嗦嗦的，耽误大家很多的时间，非常抱歉，谢谢大家。

（本文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大会总结录音整理而成）